宋代的台州居民

本文转自：台州日报

吴世渊 /文

宋代时，台州就有百万人口，这是有确切数据统计的。

南宋《嘉定赤城志》的《版籍门》，回顾了历史上台州人口的演进历程：两晋时期，台州不满两万户。唐代武德年间，增至八万多户。唐末五代，战乱频繁，人口衰减。直至宋代，天下承平，百姓生活富庶，生育的意愿便有所提高。尤其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户口浸衍”。

宋代每隔一段时期，便会进行一回人口普查。朝廷需掌握各州县成年男丁的数量，一旦修城墙、凿官河，需要征发民夫，就按照户籍登记的男丁数量摊派。身丁钱、身丁米、丁盐钱等赋税，也按照男丁数征收。

《嘉定赤城志》记载了两次普查数据，一次是在北宋大观三年（1109），另一次在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其中详细记录了台州五县的户口、男丁的数量。

大观三年（1109），台州总户口数为243506户，男丁数量为489844人；嘉定十五年（1222），户口总数为261014户，男丁数量为548209人。

宋代的户籍，分成主户和客户，两者的分别在于有无财产（在城镇者有无房屋，在乡村者有无土地），以及要不要缴纳夏秋二税。但无论是主户还是客户，都需服役并缴纳身丁税。

男丁，也分人丁和幼丁（老、废疾）。在宋代，20至60岁为人丁（或成丁），需承担赋役。而20岁以下幼丁，60岁以上的老丁，还有疾病、身障者，不需要承担赋役。女性则不在统计范围内。

说到底，统计人口是为了完成各种徭役和赋税。如南宋大儒吕祖谦所言：“大抵赋役之法，其根本一见于户籍丁数，若户、丁、产不定，虽有良法美意，亦无自而行。”对于政府来说，只有承担赋役的“丁”，才有统计的必要。而实际统计时，会将“老病少壮”的全体男性都统计在内，便于管理，因为幼丁、成丁、老丁的数据会相互流通。据谢深甫所编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民籍之增益，进丁入老”，被列入县官考核的项目中。

如果我们要推算宋代台州的人口数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男女比例1∶1的方式，将男丁数量乘以2，那么大观三年（1109）台州总人口约为98万，嘉定十五年（1222）的总人口约为110万。

另一种，是按照一户的人数来统计。每当灾荒年，政府救灾进行人口统计，不分男女老少，通行计籍。有当代学者根据数十个赈济户口数据，得出宋代平均家庭人口数为5.2人（吴松弟《南宋人口史》）。由此计算，大观三年（1109）台州总人口约为126.6万，嘉定十五年（1222）约为135.7万。

无论按照哪一种计算方法，宋代台州人口达到百万级，应当是事实。

在两次台州各县的人口普查中，以州治临海户籍数最多，第一次是70626户，第二次是73997户。其次是黄岩的63318户和68898户。再依次是天台、仙居、宁海。

宋政府还将“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坊郭户”，即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一般从事工商业。这也意味着，“市民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嘉定赤城志》并没有“坊郭户”的数据，不过，我们按照里坊比例，还是能大概推测出城市人口数量。以州治临海为例，州城内有15坊，县域内有15乡44里。城里的“坊”与乡下的“里”，是平行的基层单位。假设各“坊”“里”户籍数均等，那么按第二次普查数据来推算，城内15坊拥有户籍数约为18800户。

有一条记载可以为之佐证。乾道九年（1173），台州城发生大火，“燔州狱、县治、酒务及居民七千余家”。州东南一里的都酒务与州南一里的税商务都被焚毁，小半个城遭到波及。由此可推断，当时台州城内的居民，应在万户以上。

这是个相当可观的城市人口规模，要知道，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仅有数万居民。

还有一组有意思的数据。宋代在统计人口时，将方外人士单列出来。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有和尚1932人、尼姑320人、道士124人。

南宋初年，台州有过一次人口迁入。建炎三年（1129），高宗下令，与他一同南渡的文武百官、中原百姓“并以明、越、温、台从便居住”。第二年，一些原在浙东沿海逃难的人，向福建迁移，但因“所至守隘之人，以搜检为名，拘留行李……至有被害者”，又重新回到了温州、台州。高宗要求二州予以安排，“不得辄有邀阻”。于是，移民成了“新台州人”。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的产出毕竟有限。相比于杭嘉湖平原，台州负山滨海，沃土少而瘠地多，养不起越来越庞大的人口。于是，当地人向大山大海伸手要土地。一方面，在山区广建梯田，“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另一方面，在沿海一带加紧围海造田，仅嘉定十六年（1223）便有围田、海田47880亩。

从后世的人口统计来看，宋代是台州人口的鼎盛时期。据《赤城新志》记载，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台州有197468户，780116人，包括男女老幼。到永乐十年（1412），减至133395户，497233人。弘治五年（1492），仅剩72685户、245035口。清代学者王棻认为，明代以人口作为纳税对象，因而各地少报匿报严重。

但不可置否的是，宋代的台州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和平宽松的环境，让人口几乎达到了农耕时代的最大承载量。遇到合适的生存环境，人类才愿意繁衍生息，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参考文献：《嘉定赤城志》/陈耆卿、《南宋人口史》/吴松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