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刺激下的宋代手工业生产与雇佣劳动力的广泛应用

雇工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到了宋代，农民雇工已经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能看见农民雇工的身影，甚至国家在遇见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选择雇佣农民，来从事劳动。

雇佣制自产生之日起，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就一直存在，我们所熟知的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陈胜，在年少时就常与人佣耕。

与唐代相比，宋代农村雇工从事的行业更多，程度更深。主要分布于农作物的种植、收割和经济作物的采摘、培育中，以生产性劳动为主。

在宋代农村所需的雇工中，以帮人佣耕最为常见，不仅参与佣耕的人数增大，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宋代的农民所占土地较少，在农忙时节，他们全力投入自己的农业劳作，再加上农具的改进，往往会出现一定的劳动力闲置情况，趁此时间段，帮劳动力不足的家庭佣耕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

而此时，地主、富裕的农民或者劳动力短缺的人家，也会选择雇佣短工，帮忙劳作，除此之外，在一些劳动人手不足的人家，也会招募工人，并和其一起从事田间耕种。

“明日插秧，要典钱，与雇夫工食费”这些劳动力短缺的一般人家，家境并不富裕，但是在农忙时间，为了赶上农作物的收割、播种时机，不得已征召雇工，与其共同在田间劳作，这在农村也是很常见的。

这条记载还说明在当时的农村雇佣中，雇主不仅要给予雇值，一般还要承担当天的饮食。妇女也可能成为田间雇佣劳动者。

在宋代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一些农民开始认识到，经济作物的种植收入要高于粮食作物，于是一些有条件的农民、地主等开始种植经济作物。

出现了所谓的种植“专业户”，包括茶园户、桔园户、蔗糖户、花户等。一些专业户规模大、从业人员较多，范围也较广，不是小家小户所能承担的。

而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同农作物一样，也有着一定的季节性，在收割播种的时节，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专业户，雇佣的劳动人员还不少。

我国种茶历史悠久，到了唐宋，茶叶更是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饮茶之风的盛行，使得茶园的种植与生产规模都远超前代，出现了许多专业的“茶园户”，以产茶谋生。

甚至出现了很多大型的茶园，在采茶烘焙期间，不可避免地要大量的劳动人员进行劳作。

这些茶园户中，产量只有一二百斤的可能自采自制茶叶，但是岁出三五万斤的大型茶园，仅靠园主一家是不可能完成制造的，必须雇佣人员从事生产才行。

而且这样大型的茶园，雇佣的人数应该还不少，茶园甚至预支定钱，准备粮米，以备雇工使用，除此之外，茶叶采摘也有特定的时间周期。

可见，大型的茶园户一年还需要两次雇佣人员才行。大型的茶园的雇佣人员甚至上千人，成本极高。

这些动辄产茶几万斤，或者雇佣人员上千的大型茶园户，劳动力需要大，只能从周围招募，于是茶园户周围的农民往往雇佣其中。“又佣力者多贫民。”也说明了，当时的茶园中有大量贫困农民的存在。

果品业也是需要雇佣人员的，宋代果品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些土壤贫瘠的山区，种植相适应的果树，收入远高于粮食生产。

出现了很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果园和果树专业户，使得果品业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特别是一些大的果园，在采摘之日，必然需要雇佣人员来帮助完成。

以荔枝为例，宋代的荔枝生产地较多，包括四川、福建、两广等地。其中以福建荔枝最为有名，产量也最大。每年的产量“不知几千万亿。”

如此重量的荔枝产出，必然需要大量的劳动人手进行采摘，除此之外，这些荔枝也并不仅仅是满足当地人所需，大部分都是运往外地销售，流通之广，远销国内外。

在荔枝的运输中，需要的人手必然不少。这些劳动人手大多雇佣当地的农民来完成。如遇见干旱时节，果园主也不得不招人担水解旱。

熙宁时期，洞庭山遇到了大旱，树木枯竭，果园主花费工钱达十万之多来雇佣人手，“担湖水浇树。”可见这次担水的雇佣工人不少。

蔬菜的种植也可能雇佣农民，作为农业的重要分支，在宋代，特别是在城郊地区，蔬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些种植的蔬菜大多是作为商品，运往城内出售，而并不是自己食用。城郊离城市位置较近，便于运输和保持蔬菜的新鲜，同时地价也相对于城里较低。因此，在城郊地区买土地种菜来出售，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投资选择。

蔬菜的种植对农村人来说，较为熟悉，并且农民的劳动报酬也不高，因此，很受这些蔬菜专业户的青睐。

宋代经济作物的种类还有很多，同样需要不少的劳动人手，由于经济作物的季节性，在采摘、培育的时候也需要大量的人手，在生长时节只用少量的看护人员便足够。

因此，不可能全年都雇佣较多的人手，只是在特定的时刻才需要人来佣耕，因此，居住于这些经济作物周围的农民，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甚至在搬运之时，也会雇佣农民参与。

宋代的手工业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手工业产品和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所需要的手工业劳动者也越来越多。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各地的手工作坊或者一些产量较大的家庭手工业专业户，纷纷雇佣人手从事生产。

甚至在一些官营手工业作坊中，也雇用了不少人手，和工匠一起进行生产。这些雇佣劳动者，很多也是来自农民。

宋代矿冶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矿冶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开采的分量大，而且种类也较为齐全。

矿产量开采的提升也意味着从事矿冶开采的人数增加，而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周围的农民。

无论是进山开采矿产的矿户也好，还是冶铁铸造的工匠，大多都有自己的田地，这些劳作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此，农暇之时，农民纷纷进入其举提高了矿冶户的积极性，许多劳动者聚集着矿区等待开采。

有宋一代，出现了不少大、中型的矿场，上千人乃至数万人在一起集中开采的场景已不少见。

同样是作为宋代的铜矿的重要产地之一，广东韶州的岑水场，生产规模不下于前，史载“四方之人弃农亩，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万。”

这两个铜矿区，雇佣工人之多，不下于十万，大多是从四方汇合而来的农民。在一些冶炼工场，雇佣的工人也不少，如处州的冶铜工场“雇工八百余。”

其制作的器具销量如此之广，使用人数如此之多，其需要雇佣的雇工一定不少。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官、哥、钧、定、汝等五大名窑。

产地分布广，从业人员多，瓷器精美。而这些从业人员中，也有不少是农民在农闲之时进行生产的，如“金溪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之时为之”

不仅说明了这些陶户主要由农民构成，还指出了农民贫困、农业利薄是农民在农闲之时从事他业的原因。在江西的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人数更多，规模庞大。

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的盐，在宋代，生产规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盐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大，特别是四川的井盐生产，需要大量的雇工共同生产。

这些井盐的生产，需要数十人昼夜劳作。井研县一带的井户，在生产之时，必须雇佣大量的人员。

虽然史料所言，皆他州别县之人来此佣力，但是周围的农民来此佣工的肯定也不少。

宋代丝织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行业遍布全国各个地方，与前代相比出现了新的变化，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开始向独立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专门的“机户”。

作为专业户的一种，既代表着城市的纺织手工业者，也代表乡村的纺织专业户。

在宋代，农民特别是贫困家庭中的妇女，在这些专业户中充当雇工的比比皆是。她们或是以所得来赡养家人，或者以雇工来偿还债务。

除此之外，一些大型的纺织作坊不得不雇工劳作，这些从事丝织业方面的雇工，有的是在家庭作坊内劳作，有的在大型的纺织作坊劳作，有的是临时的，有的是长期的，但是她们都以此取得雇值，与雇主产生了货币关系，为闲置在家的贫困妇女提供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除了农业佣耕和经济作物的采摘和手工业劳作之外，农民雇工还从事其他的一些劳作。

其一是从事运输，包括负担远行、运输物品、替人操舟等，这些劳作对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要求较高，农民恰好是其中最好的选择之一。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各种物品运输较为频繁，因此，雇佣农民进行运输便是常有之事。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舂米也常叫人佣工。

女性舂米在农村也是极为常见的，砍柴也可能雇佣农民。“光州有村民毕姓兄弟二人，养母佣力，又雇两人担粪土。”

毕姓兄弟两人，不仅仅是雇佣者，同时也是雇主。在富户家中，雇佣农民也是常有之事，温州瑞安富户林达民“佣者数十辈，立门请所使，久不能遣。”

在其他对劳动力要求多的地方，如房屋修建、砍柴伐木等，必然也是有农民雇工的存在。

宋代的农村，雇佣劳动已经十分常见，雇工大多从事于体力劳动。无论是在田间劳作，还是替人负担、运输、舂米、砍柴、担粪等，还是手工业中的劳作，对体力的要求都比较高。而这些农民雇工，大多是在农闲时充当雇工。

有自己的土地，充当雇工只是弥补生活的不足，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宋代的雇工也可以再征召雇工，既是雇工又是雇主，在身份上有了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