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为了击败吴国越王勾践的改革与图强

《史记》载：“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勾践为春秋时期越之首领，在他执政期间，与吴王夫差进行了数十年的战争，后因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才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成功灭吴，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国力空前强盛。

后世对于越王勾践改革的评价，大多都认为无论是历史环境上、时间上还是内容上，以及对越国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上看，都可以说明越王勾践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促进越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也是使越国奴隶制度瓦解，封建制度确立形成的改革。

一、改革前的国内外形势

早在越王勾践着手改革之前，各诸侯国的生产力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了如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等封建制的生产方式。

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管子·海王篇》记载，齐国已达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丰一耙”的程度。可见，铁器已广泛地使用到农业和手工业之中。

铁器使用后，开矿和冶铁手工业就发展起来。

春秋中期齐灵公时，齐国铸的叔夷钟的铭文中，记载有四千个官家的奴隶在从事开矿炼铁，规模是很大的。

晋国已使用铁桦犁耕田，而且用铁铸刑鼎，1954年，在长沙东周墓中发现了铁匕首，为春秋时期楚国已经出现铁器提供了有力证明。

铁器使用的同时，牛耕也得到了推广。《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楚庄王时，一个牵牛的劳动者踩了人家的田，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各诸侯国都在开垦荒地以耕种，随着铁器的使用，灌溉和耕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步。

当时，各国都很重视兴修水利，著名的水库有楚国的“芍破”，位于今安徽寿县，它的规模“破径百里，灌田万顷。”吴国的邗沟也是当时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全长一百五十公里，是我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

假如没有铁器，这些工程的兴修难度是不可估量的。

我们知道，在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进步的决定性的因素。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生产力是否取得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上，他们不仅将许多荒野和森林地区开垦出来，增加了耕种面积，还便利了水利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使直接生产者的个体劳动成为可能，而且更加适应新的社会生产条件。

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和发展了土地私人拥有制，导致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各国先后出现的“私田”，以及按田亩多少征税的办法，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的“初税亩”，在法律上保护了土地私人拥有制，封建制首先在鲁国实现。

紧接着，中原各国相继出现新兴地主与现物地租，《左传》记载，隐公十一年王与郑伯以地换地，桓公元年记郑伯以璧购买许田的田等，这些买地易地的现象就出现在春秋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群体身上。

2、奴隶制宗法统治秩序的瓦解

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以及土地私人拥有制的产生发展，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先后通过变革掌握了国家政权，奴隶制的宗法统治秩序被打乱，这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私人拥有土地的卿大夫瓜分了王室，夺去了奴隶主统治者的权利。

楚国是南方奴隶制势力较强的大国，楚灵王、楚平王曾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腐朽的奴隶主国君，他们抱旧守缺、闭关自守，反对改革，因而，一些有改革精神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家无法在楚国蹲下去，就纷纷出走吴越等，以施展他们的才能。

越王勾践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厚待楚国人改革家，采纳了他们励精图治的一系列建议，以击败吴国，使越国复兴，从而终于跨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

吴越两国抗争的局面，是在“弭兵”后楚晋争霸局面将近结束时出现的，他们是后起的长江流域的两霸主。

因而吴越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受到中原各国家的影响，尤其是越国，在齐、晋、鲁等国封建制的直接推动与影响下，加速完成其封建秩序的转化过程。

越国地处滨海平原富饶地区，不但为最宜发展农业的区域，更且有鱼盐等条件，加之，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传入，尤其冶铁术的传入在越国内部新因素的基上，便发生了封建制度的转变。

据《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越国到春秋宋期的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之间，农业和治金业制铁和制铜已较发展，当时就采用鼓风设备来提高冶铁炉的温度来铸造宝剑，越国更以铸造宝剑而驰名于天下。

解放后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可与今天的磨床精工加工得到的产品相媲美，可见越国的冶金铸造技术非常精湛。

越国就在这样的生产技术基础上，从事天然的鱼盐水利的开发，从而使越都会稽转化为城市，不仅如此，越国在此时期的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也飞快发展。

因而到前五世纪越国在内外封建因素发展下逐渐强大起来，而当时的吴国则更加强大，这样吴越两国都企图获得对诸侯国的霸权，因此两国的战争就不可避免。

二、越国社会改革的内容及性质

越王勾践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是在对付吴国进攻的战争环境中制定并付诸实施的，在吴兵压境、会稽之战失败时刻，越王勾践为改变被动局面，振兴越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

1、改革的内容

为振兴越国，越王勾践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求贤治国

越王勾践敢于打乱奴隶制宗法统治制度，抛弃世官世禄制度，禁止宗法贵族享有高官厚禄，掌握政治军事大权，向越国国人求贤治国。

他在危难时刻曾经幻想一些奴隶主集团的贤人为他脱解危机局势，可是，越国的奴隶主阶级已经腐朽无能，根本没有能治国用兵之贤人帮助他。

于是他就大胆重用了楚、晋等国新兴的地主阶级改革家，依靠他们在本国踏踏实实进行一系列改革工作。

经过战争后越国的人口大量减少，为了解决发展生产的劳动力和军队兵源的急需，越王勾践在国内采取了生育的政策。

鼓励耕织，轻税薄罚

《吴越春秋》卷八载，勾践接受文种的建议“缓刑、薄罚、省其赋赋，于是人民致富，皆有带甲之田”。这种“轻税薄罚”的措施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常用的，用来缓和阶级矛盾的休养生息政策，因而越国阶级关系得到了缓和，广大越国人民能在“轻税薄租”的条件下安心生产劳动，有力地促进了战后越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发展经济，调整农商关系

越王勾践采纳了贤人计然的建议，大力发展越国经济，注意经济的平衡掌握以及季节变化，预测年成好坏，从而有准备地对待饥荒，也要稳定市场物价，把握物价规律，“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平鞭各物，关市不克，治国之道也。”注意积蓄，加速资金周转“积蓄之理，务完物”、“以物相易物，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

收买人心，抚慰人民，礼贤下士

《史记·越世家》载，勾践返越国后，“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

可见，随着越国社会改革的进行，生产力的发展，越王勾践把劳动人民的地位提高到空前未有的位置。

越王勾践尽量设法团结全国人民的力量来振兴国家，这样对人的重视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只有到了封建社会才能出现的事，它与奴隶社会的宗法思想、等级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远交近攻，训练精兵

军事上越王勾践采用范蠡、文种的计谋，表面上厚以待吴，使吴王夫差丧失警惕性，暗中运用“结齐、亲楚、附晋、抗吴”的远交近攻的外交方针使吴孤立。

当吴国北上连年征战，国力损失很大的时候，越国一方面加紧训练军队，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使军事力有了坚实的基础。

2、改革的性质

经济方面：

农业方面越王勾践实施“奖励耕织，繁殖人口”的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土地私人拥有制的产生。《吕氏春秋》记载劳动者“公作则迟”、“分地则速”。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子说现在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劳动，多出粮食，是因为他们知道多生产就可以富裕、吃得饱，否则就会贫穷、挨饿。

这种积极劳动的农夫当然不是井田制从事集体劳动的奴隶，而是封建关系的个体农民或依附农民，尽管他们要向地主阶级交税交租，但因越王“省其赋敛”，就可以安心生产劳动。

手工业、商业方面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越国的手工业生产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商品活动也变得频繁起来，而且在这两个经济领域里，生产关系和经营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打破了奴隶社会“工商食官”的局面，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当时，越国的青铜宝剑的铸造技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解放后在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及许多青铜剑、青铜刀和铁器，就是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改革取得卓有成效的见证。

政治方面：

越王勾践大胆使用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改革家范蠡、文种、逢同、计然等进行变革，而且把军政大权分别交给了文种、范蠡，同时也让拓稽等贤人参与国政，实行的是封建社会的客卿制度。

这样就废除了奴隶社会的世官世禄制度，彻底打破了奴隶制宗法统治的秩序，后来形成了以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制度，出现了许多军功地主。

思想文化方面：

随着越国改革的深入，随着越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宗法统治秩序的崩溃以及劳动人民地位的提高，出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需要的忠的观念，逐渐代替了适应宗法统治需要的孝悌的观念，越国的范蠡、文种、逢同、计然等可以说是忠臣的代表，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思想已在越国扎根。

总结

总之，越王勾践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它促进了越国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改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各个方面在越国社会都得到了普遍的反映，从奴隶社会内部产生的封建制的因素事实已达到了瓦解奴隶社会生产方式的程度。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王勾践改革使越国确立了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