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江炭坡里到中国人民大学

本文转自：岳阳日报

□曾玉平

如果要给人生设定一个出发点，就我来说，炭坡里无疑是首发地。

我曾试着百度过“炭坡里”，想查查她的来历，结果湖南境内有两个“炭坡里”，一个是我曾经学习生活过两年、地处湘北的岳阳市平江县上塔市镇“炭坡里”，一个是远在株洲市石峰区的“炭坡里”，但两地简介空无一文。我也曾向老家当地的贤人名士打听过“炭坡里”的来历，回答也含糊其辞：“可能是以前烧炭的地方吧！”

我穷究“炭坡里”，是一种深情，更是一种怀念，是一种魂牵梦绕、难以忘怀的岁月记忆！

我难忘“炭坡里”，缘于，那里留有我青春激扬的印记；缘于，那里留下了我夙兴夜寐的汗水；更缘于，那里是我追逐梦想并使梦想成真的福地！

1977年，是一个春望在即、振翅欲飞的年代。 这一年的下半年，14岁的我，带着几分懵懂、几分腼腆来到这个离当时公社所在地——上塔市咫尺之遥的小山窝，学校就在这小山窝的平地上，三面环山，山上散落着参差不齐的几片松林、几蓬杂草。我上的是冬塔中学高中一年级，那时，小学初中办在大队，高中办在公社。暑期就风传我初中毕业考试成绩颇佳，入学我果然被任命为班长。

提前应考摸实情

1978年的夏天，为了让我们增加应战高考的经验，适应高考的氛围，学校决定让几位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提前参加1978年的高考。根据学校安排，我报考理科，提前参加了高考实战。

为了备考，学校全力以赴给我们“加餐”，恶补未学的课程；我自己也是“后有扬鞭更奋蹄”，没日没夜地做题、背书；无奈基础太差，临时抱佛脚，心诚仍无用。记得考数学的那天下午，外面瓢泼大雨，屋内水滴涟涟，监考老师让大家避开雨漏，适当集中，我趁势扫了一眼四周考生的试卷，也都空空如也。

一场混战下来，经验倒是有些，但成绩实在难看，我记得除了化学上了40分，其他都惨不忍睹。

这场提前参加的高考，虽然败下阵来，却给了学校和我自己一个最大的警示：应该重新审视和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小试牛刀”的结果表明，我学理科不行，缺件太多。这才有了1978年的下半年，学校分文理班，我被编入文科班的学习经历。

坚定就读文科班

将我编入文科班，应该说是学校的一个明智选择。我自小学开始，一直对数学、语文有兴趣，成绩也较好，但物理化学似乎缺少这根弦，总也学不明白。当时的学校领导何概湘校长、何种玉教导主任应该是对我的情况作了仔细考虑的，我也很乐意学文科。

但不同意见总是有的，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李耐青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劈头就问：曾玉平，你怎么学文科？你数学那么好，学文科不是浪费了吗？再说了，学文科，高考就冇得几个可以报考的学校嘛！我不知怎么回答，就啜啜地说了一句“学校让我学我就学”，但心里是下定了学文科的决心的。

其实，李耐青老师当时是学校里文化水平比较高、见识也是比较广的老师，他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也完全是为了我好。只是我当时理科基础太差，想走文科的捷径罢了。

余味绵长那“炸肉”

在冬塔中学上学的两年，是我家里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当时，我和三个妹妹都在上学，家里就父亲一个全劳力，而且当时家乡还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生产队的大锅饭，我家是队上有名的“超支户”。

1979年的上半年，为了全力备战高考，我和几位有希望冲击高考的同学就住校。说是住校，也就是每天放学后不回家了，继续在校做题背书，晚上课桌一拼就是床了。

住校吃饭是个大问题。母亲总是让家里省着吃，也要给我多带点米，外加一袋干茴丝。回到学校，将大米和茴丝用钵子一起蒸，茴丝浮上，不多的白米饭在下，只好先苦后乐，吃完茴丝，再慢慢享用那几口白米饭。每每想起这种心酸事，我不由得更加怀念母亲。

那年月，“炸肉”自然是个稀罕物。所谓“炸肉”，用北方话说就是炸面团，不过面团里要放盐、葱花等佐料，讲究的要和饼干粉一起揉，如果再放一点腊肉丁，那真是“此味只应天上有”。“炸肉”自然是大席才有的，普通人家过年也不一定能吃得上。

我记得那是高考备战最紧张的1979年上半年的五六月间，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正在教室做题，突然外面飘来一阵香味，有同学嗅觉灵敏，在嘀咕“食堂在泡炸肉”，不少同学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口水。约摸个把小时，曾湘舫老师端来一个钵子，里面满满的一碗“炸肉”。曾老师说，大家歇一会，吃点东西吧！当时大家虽然眼睛都盯着放在讲台上的那碗“炸肉”，但谁也未动，似乎“目无此物”。当曾老师转身离开教室，刚一出门，大家就一拥而上，好在都算文明，动作慢的也都被多抢的匀上一块。这个场景已经过去了40多年，我总觉得像是发生在昨天。那“炸肉”的味道，至今余味绵长，胜过后来吃过的多少佳肴！

张榜意外是名校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初试高考后的一年苦读，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喜悦。高考成绩出来后，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上了重点大学录取线。1979年高考还是百分制，文科考六门，即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英语，但英语不计入总分，我记得总分考了350多分，数学考了90多分，上了330分的重点大学录取线。

惊喜的同时，如何报考又是一个难题。我自然是两眼一抹黑，但老师们在绞尽脑汁，为我们选择学校和专业。为了填报一个适当的学校和专业，老师们也在多方咨询。记得有一天，曾湘舫老师领着我和几位上了线的同学，到一位在湘潭大学教书、正回乡休假的老师家中请教。那位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根据我的考试成绩，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建议：报考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其理由大概是，武汉大学是重点大学，离家也近，图书馆专业相对偏冷，容易录取。我自然是完全接受了建议，记得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第二志愿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当时我一表舅在县公安局工作，觉得以后干政法很好。为了确保能录取，我最后连县师范都报了，目标还是跳出农门。

1979年的夏天，我是在惊喜、期盼中度过的。一个阵雨刚过的下午，我正在村前的江边扯猪草，大妹妹兴冲冲地跑来叫我：“哥，快回去，公社来电话，说是要来给你送大学录取通知书。”我问是哪来的，妹妹说是北京的，我说不可能，肯定搞错了，妹妹说回去就知道了。

我急匆匆地赶到家，邮递员已到我家，正在向我父母道喜。我接过信函一看，确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虽说没有表露出“范进中举”式的狂喜，但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意外被人民大学录取，后来我才听说原委。说是那年暑期全县召开教师大会期间，县教育局将高考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的报考情况进行了梳理，对一些考得好报得低的进行了调整。我可能是由于数学考得比较好，结果就给我报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从此我人生的航向就驶向了“数海”，学了一辈子统计，与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

懵懵懂懂闯京城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高兴劲还没过，发愁的事就来了。首先是路费如何解决，当时长沙到北京的火车票，学生半价是14.5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上班的公职人员月工资也就30来元。其次北方寒冷，需要添置棉衣被子等。母亲找到在县粮食局工作的大舅帮着想办法，大舅帮我介绍到南江镇粮站做小工，赚点路费。在南江镇粮站，有幸结识了邹石林叔叔，是他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最后还是他自己掏钱，给我凑足了路费。我还记得，当时粮站盖房子工地的包头，好像是昌江人，当听说我已考上人民大学来赚路费时，把我从挑砖上屋、颇具危险性的活调换为地面搬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

那年，人民大学由于校舍原因，开学时间推到了10月份。一切大体准备就绪后，我就要启程去北京了。怕路上耽搁，家里让我提前走。我先在县城的大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大舅将我送到他长沙的朋友家，请他朋友托同事当天去北京带上我。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受托的二位叔叔坐我对面，对我关照有加，第二天的下午就到了北京站。本来是跟着二位叔叔出站的，不知什么时候跟丢了。我记得是下午阳光灿烂时出的站，一直逛荡到华灯初上时，还没个着落，心里很有些紧张。折腾到天全黑了，终于遇上一位热心的老大爷，将我送上了车站附近的电车。好不容易到了动物园，又是两眼一抹黑，幸好遇到一个福建叔叔送子上人民大学，我跟着一路进了学校。就这样，一个人懵懵懂懂闯到了北京，在好心人的关照下，开始了求学、工作的人生历程。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离开“炭坡里”，已是整整43年了，当年的青葱少年，已是“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回首过去，从“炭坡里”出发，一路学习、一路拼搏、一路前行，不曾懈怠。这些年，既有遨游“数海”的艰辛，也有穿梭苗乡侗寨的收获，更有奋战塞上江南的喜悦。偶尔“偷得浮生半日闲”，总能想起“炭坡里”那山坡、那和风、那绵雨，那所学校、那些同学、那些老师，甚至那钵“炸肉”……我想，我与“炭坡里”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作者系平江县上塔市镇人，原任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