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蛮夷戎狄”是怎么来的？为何心甘情愿地接受汉如此称谓？

谈及族类这个概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轩辕黄帝和神农氏炎帝。他们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的起源，黄帝和炎帝的统一使得中原文化打破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孤立态势，逐步朝着合作交流的方向发展。

在古代中国并没有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当时的人们主要以部落形式聚居，他们星罗密布地生活在华夏大地上，有的还各自为国。曾经有学者统计，即使在炎黄二帝之后的夏朝，仍就有上万个部落，他们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和经济规则。

炎黄结盟图

在当时，部落甚多，以至于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自己的部落，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国家”。显然，这有点占山为王的感觉。这些部落里面虽然有着自己的规章制度，但也都大同小异，所以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都合并的合并，灭亡的灭亡。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任何时候，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经过一番“大鱼吃小鱼”式的生存演变，到了战国时期，存留下来的国家也就只剩那几个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每个国家的内部，也有着不同文明的存在。例如“楚虽三户可亡秦”中的“楚三户”，就很可能代表着楚国至少是由三个部落合并而成的。

“族”字的甲骨文写法一

据考古学家研究发现，“族”在甲骨文中的形态类似于“旗”，这不免让人想到那些处于同一血缘关系、具有相同生活习性的族群联合起来，然后组成有战旗的军事组织，说白了也就类似于帮派。他们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要么抗击外来侵略者，要么入侵其他帮派。原因很简单，以当时的生产水平，发生争斗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物资匮乏的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方式来填饱肚子呀。

“族”字的甲骨文写法二

如今我们有56个民族，这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华夏族类文明开始从分散走向联合，无论是被合并的部落，还是迁徙消失的群体，曾经出现在华夏土地上的各种族类，都为如今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五十六个民族大团结

那么关于中国大地上的族类文化是怎么从多元化走向大统一的；族类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在曾经的中华大地上又发生过哪些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的事情；今天我们就从族类传承角度，谈谈中国多元族类文化的发展史。

一、族类称谓的命名与演变

族类称谓就好比一个人的名字，是在与别族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而来的。试想，两个部落首领在谈外交、互相自报家门的时候，总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名号吧？这在气势上可就输了一大截！所以当时每一个部落和族群都会有自己的称谓。

在族类名称上，主要有“自称”和“他称”，顾名思义，“自称”就是自己给自己命名，也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中心，显示着对自己族群文化的肯定和认同，也是以自己的角度去衡量他族文化。而“他称”则是别的部落对于自己的称谓，是别的族群通过观察一个群体部落的生活习性，然后经过分析得出的称谓。

例如，汉族文化一直作为中原大地上的正统文化而存在，面对如此之多的他群文化，该如何称呼他们呢？这时，儒家思想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大地上传承、发展时间最长的文化，在其典籍《礼记·王制》上曾经这样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蛮夷戎狄”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将中国族群分为“五方四裔”，这一称呼可谓是影响甚深，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用此称谓命名。这里“五方四裔”中的“五”和“四”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统称，其中蛮、夷、戎、狄又可分为许许多多的部落（如《尔雅·释地》中就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诸如此类的概括），“五方四裔”只是从大方向上命名。

结合上文所提到的族类命名的概念，这里的“五方四裔”就是自称，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区域的少数民族部落也都接受了这一称谓，他们考虑到华夏文明确实要先进一些，儒家思想又有种以德服人的意味，所以他们便很愉快的就接受了“蛮夷戎狄”这样的“他称”。

总而言之，关于族类称谓的演变，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族群的大融合。从炎黄二帝开始，华夏文明开始走向联合，大部分的部落文明都在逐渐向华夏靠拢。

二、族类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

从氏族部落的星罗密布，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大一统，再到如今的中华民族，可以看出族类统一是历史的潮流。

这里所说的族类统一并无强烈的侵略和强迫意味，而是一种“包容性”的体现。何为包容性，那就是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多元。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从未消失，统一不是指只有一个族群，只有一种文化，这是不现实的。正是有了这些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传承，中国才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存留下来的文明古国。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族群，都为中国文化浓厚的沉淀做出了贡献，包括思想、宗教、经济等多方面。例如西域大月氏后代支谦，通过学习两地区文化，将包括《大明度无极经》在内的多部佛教经学翻译成汉文，在中原广为传颂，引起不小反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统治者和人民看到合作交流能给自身的利益带来好处的时候，自然就不愿意再独门独户了。

先秦的楚国人本是中原族类的一支，《史记.楚世家》有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这表明楚国人是神农氏黄帝的子孙，但后来由于“分封制”被分到了江汉平原（今湖北省境内）。这时，虽然楚人周围的少数民族甚多，但他们与楚人一起生活得非常融洽。逐渐的，当地土著居民也被楚人的统治魄力所吸引，逐渐归顺。

江汉平原

其实楚人的兼容统治手段也是有原因的，当时他们被西周分封到江汉这样一个偏僻的地区，是因为楚人虽为黄帝后代，但是实力并不强悍。为了将自己的队伍发展壮大，楚国人只有和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蛮夷之族搞好关系，才可以有足够的实力去维持自己的统帅。

到了春秋末期，楚国已经兼并了江汉地区和淮水地区的许许多多的小的国家，如邓、鄀、鄢、罗、郧、庸、唐、厉、申、息等。各小国家打破以往的界限，进行交流合作，无疑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繁荣、文化共荣。所以等到西周皇室衰落以后，楚国分封的区域发展却呈现出上升的态势，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楚虽三户可亡秦”的预言才得以实现。

春秋形势图

诸如此类的案例数不胜数，并非楚国独一份。在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渴望实现最大的统一，不仅如此，诸子百家的思想理念也都充斥着“大一统”这一追求。就连外来政权统治中原的时候，也会被“大一统”思想所感化，他们积极宣称族群同源性，例如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皇帝就曾经说过：“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他们把自己称为黄帝的后代，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即便是古代中国的边疆地区，甚至是欧洲大陆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看到中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也纷纷来到中国朝圣。

在唐朝时，游牧民族就与唐朝进行着频繁的马匹生意，即用马匹换丝绸的交易。这是一种经济上互补互利的模式，中原与少数民族的文化政治交往，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

中原在对待外来文化和其他族群文化时，从来不会唯我独尊，也向来讲究“以德服人”。早在西周时，文学家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也就是后来孔夫子倡导的观点，和而不同。《春秋》一书中也记载了吴国合并几个小国之后，也强调不强行改变他们的文化传统。用现在的道理讲就是，跟一个好的领导人，何乐而不为？

三、族类融合让中华民族更加繁荣

纵观中原大地上的政权历史，有五个大的族类融合期。第一个就是从分散部落到中国第一个政权夏朝的建立，一直延续到西周；第二个是秦统一六国持续到汉朝；第三个是隋朝终结三国鼎立一直持续到唐朝；第四个是蒙古族建立元政权持续到清朝；最后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政权建立。

在这几个族类融合的过程中，后一个政权较前一个政权来说，都会对前朝进行总结和思考，每一次的大统一，也都会有新的不同的族类融合其中。正是这些不同族类群体的不断融合、发展、凝聚，才让如今的中华民族如此繁荣昌盛。

“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这从中国几千年人口变化趋势就可以看出。在中国第一个政权建立的时候，全国人口数量只有三百万人，一直到清朝末期，已经达到四亿人。正是由于历史的发展，文化的交融，才使得人民生活安定，小农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基数才能不断壮大。

总结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了族类传承，历史和文化造就了现在的中华民族。从族群称谓的演变和发展，再到族类多元化一的必然性，举例讲述了族类融合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基础。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和风雨洗礼，从散落在各地的部落氏族，再到历史熔炉将族类的凝练融合，让中华民族兼具各个族群的优点和特长，使得族群文化更加繁荣和精炼。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未来中华民族需要用更加开阔的胸怀，去吸收外来优秀族群文化，对世界上其他族群保持一种兼容并济的态度，将“和而不同”的理念继续发扬光大。如此，中国在未来，一定是一个更加强大，更具有担当责任感的世界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