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脉滋黔北：遵义书院的起源、发展及当代创新

多彩贵州网讯 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地，自古便是中原文化与西南边陲文化交融的重要节点。其书院的发展轨迹，不仅是一部地方教育史的缩影，更折射出中华文脉在西南地区的传承与革新。遵义书院的创办与中原文化在西南的传播紧密相连，从汉代的发轫，到明清的勃兴，再到近现代的转型突破，直至当代的创新实践，历经千年而弦歌不辍，始终承担着传承文明、培育人才、教化乡里的重要使命。

一、汉代尹珍与务本堂：遵义书院的发轫与文化启蒙

遵义书院的源头，可追溯至东汉尹珍创办的“务本堂”。这一时期虽未出现“书院”之名，却奠定了黔北地区文化教育的基石，堪称遵义书院的精神滥觞。

尹珍，字道真，牂牁郡毋敛(今贵州正安)人，出生于公元79年。《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载：“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尹珍身处偏远的西南边陲，向往中原文化，公元99年，他前往中原求学，跋涉千里抵达汝南，后又奔赴京师洛阳，拜儒学大师、学家许慎为师。在许慎悉心指导下，尹珍刻苦研习，深得文字训诂之精髓，成为当时少有的兼通经史与小学的学者。

公元107年，尹珍学成回乡，怀着教化桑梓的宏愿，在毋敛坝“手建草堂三楹”收徒教学，开贵州文教之先河。他的教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学，教授学生字书，注重识字教育与书法艺术，解说文字教学八体；第二阶段则教授《论语》《孝经》，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尹珍言传身教，以其品德学识影响着学生，使乡民逐渐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文明、道德和风俗。为彰显办学理念，尹珍将原学馆改名为“务本堂”，名出《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务本堂在历史长河中历经多次修缮。唐广明元年，播州司户崔礽在讲堂旧址立碑，刻“汉尹珍讲堂”以志其功。宋、元时期，务本堂荒废。明代万历甲辰秋，绥阳县令詹淑命人修旺草公署，掘地得崔礽所立碑，感慨“实经学昌明之征也”，即以公署为讲堂，仍立原碑，并撰《尹珍讲堂铭》云：“矫矫尹氏，生于遐荒。不囿于地，游学北方。归而设教，爰有此堂。我新其宇，其道重光。矫矫尹氏，山高水长”，盛赞尹珍突破地域局限、传播文明的壮举。清代至民国，务本堂又经多次重建与增修，规模渐大。除遵义外，贵州多地书院亦设尹珍专祠，如贵阳贵山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等，清代莫庭芝《尹先生祠堂记》曾言“吾黔省城向建书院三，皆崇祀先生”，足见尹珍对贵州教育的深远影响。

现在的务本堂占地面积约8900平方米，由封闭式四合院、门楼、围墙、字库塔等组成。它不仅是一座纪念尹珍的建筑，更是遵义书院的源头，象征着遵义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传承。

二、唐代柳宗元与儒溪书院：传说中的文脉印记

唐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萌芽期，“书院”之名正式出现，虽多为中央修书机构或地方藏书之所，但已初现“讲学”功能之雏形。遵义地区据传最早与“书院”相关的记载，便源于唐代柳宗元的传说。虽非信史，却折射出黔北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向往。

唐代“书院”有两类：一类是中央政府设立的修书、校书和藏书机构，如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另一类是地方士绅、学者或宗族创办，兼具“藏书、讲学、祭祀”功能的场所，如福建漳州的松洲书院、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这类书院以传播儒家经典为核心，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

遵义乃至贵州境内据传最早的书院，为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因柳宗元入播而建的儒溪书院。明代绥阳县令冯士奇有《重修儒溪书院碑记》考析其由来：“唐元和间，柳公与友人刘梦得俱出为刺史。公得柳州，梦得得播州。公以梦得之亲在堂，不堪远谪，言至泣下，愿以柳易播，会宪宗改梦得于连州。今播地有儒溪书院，相传为公遗迹。”唐宪宗元和年间，柳宗元、刘禹锡分别被贬到柳州、播州，柳宗元同情刘母年迈，不宜长途跋涉到“蛮荒”之地播州，便向皇帝请求以其贬所柳州和刘禹锡贬所播州交换，后经裴度等人斡旋，柳宗元仍贬柳州，刘禹锡改任连州。清乾隆时期《绥阳县志》和民国《绥阳县志》中均有关于儒溪书院的记载。

儒溪书院系绥阳柳氏后人景仰柳宗元以柳易播的高义和文名，在大溪源柳塘湾处所建，后来又经官府多次修缮，但其实既非唐时柳宗元读书之地，也非学者收徒讲学之所，而是为表达对柳宗元敬意及教化乡民所建的祠堂，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不过正如明朝洪武年间拔贡程生云《儒溪书院》诗云：“柳子何尝至播州，只因播土仰高流。”冯士奇也认为，柳宗元修建儒溪书院虽“事属无稽，而易播一语，友谊笃挚，高风千古，有关名教，事之有无不必辩，而祠之存留宜也”。

儒溪书院的价值，不在其教育功能，而在其精神象征：它是西南地域与中原文人情感联结的纽带，是黔北人民向慕文明的见证。这一象征意义影响深远，绥阳后来能走出黔中大儒雷廷珍，成为“中国诗乡”，与这种长期的文化浸润不无关系。儒溪书院虽非严格意义上的书院，却为遵义书院的后续发展埋下了精神伏笔。

三、明清沙滩文人与锄经堂、湘川书院等：遵义书院的勃兴盛况

明代贵州建省(公元1413年)后，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的治理，中原文化加速渗透，遵义书院迎来发展黄金期。尤其是清代，书院数量激增、名师荟萃、成果丰硕，形成了以沙滩文人群体为核心的文化教育高峰，使遵义成为“清代贵州文化的首善之区”(张羽琼《贵州书院史》)。

明代万历年间，黎氏入黔始祖黎朝邦在回龙山修建禹门寺，并建振宗堂作为黎氏家塾，为黎氏家族培养了初代读书种子，开启了沙滩地区的文化教育传统。清道光元年(1821年)，黎氏入黔第九代黎恂回家丁忧，带回三万余卷图书置于父亲黎安理的书斋锄经堂，并将之扩建成为贵州第一私家藏书楼。黎恂不仅执教于振宗堂，从游者数十百人，还在锄经堂研究学问、教育子弟，培育了黎氏子侄及郑珍、莫友芝等众多文化名人。

振宗堂与锄经堂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家族教育的封闭性，形成了开放的学术交流氛围。郑珍(黎恂外甥)、莫友芝(黎恂弟子)等外姓子弟在此求学，与黎氏子弟共同研习，逐渐形成了以“经史并重、学以致用”为特色的沙滩学者群，为遵义书院的勃兴奠定了学术基础。

清代遵义书院多达20所，康熙年间创立了培英书院、启秀书院，雍正至道光年间创立了敷文书院、洋川书院、古凤书院、湘川书院、罗峰书院等，咸丰至光绪年间创立了萃华书院、味经书院、修文书院等。其中几个书院因有郑珍、莫友芝、萧光远等名师硕儒主讲，社会声望远高于府州县儒学。

郑珍是晚清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史志专家，宋诗派的代表作家。他12岁就读于遵义湘川书院，后在沙滩黎氏家塾与锄经堂深造，后来又得汉学家程恩泽指导，深耕文字训诂与经史之学，并赐其字“子尹”以致敬先贤尹珍。郑珍先后主启秀书院、湘川书院讲席。

莫友芝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中举人，精通文字训诂学、版本目录学、书法，学术造诣深厚，被曾国藩称为黔中宿学、西南硕儒。莫友芝曾担任遵义湘川书院、培英书院讲席长达17年。

萧光远为道光十七年(1837年)举人，选青溪县教谕未赴。他毕生研究易学，诗文造诣颇高，有三部易学著作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先后主讲于湘川、育才、培英书院数十年，弟子众多，与郑珍、莫友芝同列《清代贵州名贤像传》。

郑珍、莫友芝、萧光远等人依托地方书院，将儒家经学与西南地域实际结合，强调“经世致用”，既传承中原学术传统，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讲学活动，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栽培了郑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才俊，也使得遵义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黎庶昌虽未直接在遵义书院讲学，但其教育实践延续了沙滩文脉。他在重庆任川东道道员时，整顿东川书院，创办经学书院，选送学生出国留学，并出资创办川东洋务学堂，开设“中文、英文、算学”三科，培养了包括邹容在内的新式人才，成为传统书院向近代学堂转型的过渡性人物。

四、袁玉锡与遵义初级师范学堂：遵义书院的近代转型

清末民初，受西学东渐与教育改革影响，书院改制成为必然趋势，如贵阳贵山书院改为贵州大学堂，传统讲学模式逐渐被近代学科教育取代。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贵州各府厅州县随即将所属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中、小学堂。遵义书院的近代转型，以知府袁玉锡的教育改革为标志，实现了从传统讲学机构向现代学堂的转型。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袁玉锡将启秀书院改修为学务局，以统筹管理遵义地区的教育事务，推动新学发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湘川书院地换玉皇观建中学堂，将湘川书院改设为城区初等第二小学堂(今遵义市丰乐小学)，使百年书院成为近代基础教育的载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玉锡以科举考棚换得“旧副将署”，利用考棚地盘创办了遵义初级师范学堂，这是贵州最早的师范学堂之一，也是今天遵义师范学院的前身。

为提升师资水平，袁玉锡选派“中学已通之士”赴日选修师范，学成归国担任学堂教员。还派人从日本采购铅印机械、理化仪器、博物标本等，引进国外先进教学设备和实验仪器，开创了遵义现代化教育之先河。又先后创办蚕桑学堂、高等、初等和两级学堂等30余所，居黔省前列。

这些改革，虽终结了传统书院的形态，却延续了书院“培育人才、服务乡梓”的精神内核。

五、“马院+书院”协同育人平台：遵义书院的当代创新

进入新时代，在文化自信战略引领下，遵义书院进入“复兴+创新”新阶段。近年来，民间书院方兴未艾，如播州区沙滩村的锄经堂、桐梓县墨仓书院等，通过举办国学讲座、经典诵读、书画展览等，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学生参与，使传统书院重新焕发出活力。

而在高校，则将传统书院的精神内核与现代教育需求相结合，催生出“马院+书院”协同育人等新模式，使千年文脉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相关文件也强调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依托书院探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务体系改革，这为高校开展“马院+书院”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方向指引。如遵义师范学院正积极探索将传统书院模式与现代大学教育结合，致力打造“中华文化书院”，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化，用中华传统文化培育新时代大学生，使之成为“马院+书院”协同育人平台。

遵义书院源远流长，从尹珍创办务本堂开始，历经近2000年演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遵义书院积极转型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未来，随着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推进，遵义书院必将在守正创新中续写新的篇章，为黔北文化教育的繁荣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简介】

唐燕飞，遵义师范学院古代文学教授、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在《教育评论》《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文史丛刊》等刊发表文章40多篇，主编《汉字的魅力》《旧律新声》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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