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自刎的主要原因，是与秦始皇有分歧

秦始皇的长子，素有贤良勇毅之名的扶苏，是当时百姓心中储君的不二人选。谁知，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一封遗诏被送到上郡：“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

诏书上罗列了扶苏与蒙恬的各类罪行，并命他们自杀。为此大将军蒙恬规劝道“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後死，未暮也。”但扶苏只留下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便撒手人寰了。

从“沙丘之变”中，我们可以窥见皇室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也留给后世对秦王朝无限遐想的可能。但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嫡长子的死，与他本身和其父嬴政的为政布局相悖有关。

一、嬴政与扶苏的父子心结

1.父子之间政治思想的冲突

扶苏的仁义之心，时人所知。正是由于扶苏具有仁义之名而未得立，才被陈胜、吴广作为起义借口；恰恰也正是因为扶苏具有儒家倾向，才让十三岁登基、历经风雨的秦始皇忧心忡忡。

“依法治国”是秦国、秦王朝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秦国、秦朝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军事制度都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其有关规定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强，说明秦的立法、司法制度已相当完备。

秦始皇在治国理念上强调法的重要性，强调以法驭民来维护国家的大一统，然而公子扶苏与其父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始皇三十五年，侯生、卢生求仙药未果，于是开始讥讽始皇帝“刚戾自用”、“贪于权势”，始皇听闻此事后龙颜震怒，随即传下命令“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便是后人皆知的“坑儒”。

而当时皇长子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为由，请求始皇收回成命。

始皇听到他的建议，非但不接受，还在一怒之下“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史记·李斯列传》有言：“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陈涉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

可见，扶苏对国家的治理，并不主张纯用法术，而主张包容儒家思想，包容读孔子书的士人，支持儒家思想的传播，并以此稳定天下士子之心。

而法家对人主之“术”、“势”的强调，更何况秦始皇作为一代雄主，为人“少恩而虎狼心”，权力欲望极强自然不容许其神圣权威受到一丝的挑战。

史籍中关于扶苏之死的记载，也可以印证其思想深受儒学的影响。仅仅是一封疑点重重的诏书，便轻易的要了扶苏的命，扶苏的行为符合儒家所提倡的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要求。也是因为如此，秦始皇才会担心自己死后扶苏登基，背离并改变既定的治国方略。

2.“法家思想”在秦朝时期的统治地位

始皇不满扶苏“主张儒家思想治理国政”的原因还有其二，那就是在朝廷内部，甚至秦人的心中，法家思想已经深入统治阶层的各个环节，绝非一时一日就能改变。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耕战，形成了以军功勋爵为主要晋升通道的社会结构，即便身为宗贵，没有军功也不能够属籍。

历经数代秦王的铁血历练，及至始皇，朝廷“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秦国能够成为战国纷争时代的终结者，建立中央政权，归六合为一，法家思想功不可没。

然而法家主张“人性本恶”否定人的德行，更认为依靠德行治国绝不可靠，所以强调君主能够熟练的掌握集权和人主之术，依照法律办事，所以有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虽然法家思想重视“事一决于法，人主行刑德二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事决于一法”对人君要求极高。既然君主可以用六反诡使之术以御臣下，臣下就能呈媚惑饰邪之能而匿其私，“上下一日而百战”，如果人主才能不足以行使权术，就难免会为臣下所制。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即使扶苏继承了皇位，以“仁”“义”治理国家，未必能驾驭得住朝廷上下军功贵族和官僚的攻势，说不准那天就步入已经灭亡的周朝后尘。

3.郡县制与分封制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对郡县制提出了不同看法。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

淳于越认为，秦王朝应该效仿殷周实行分封制，以防止政权被篡夺时没有宗室力量相救。但其实比起分封制，秦始皇更中意李斯所提倡的郡县制。

当秦一统后在廷议讨论治国之策“群臣皆以为便”时，始皇帝却力排众议地支持李斯郡县制的主张。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李斯说出了始皇帝心中最想说却不能明示的——中央集权。

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帝国的中心已经属于始皇帝一人。君主独裁的本质将不会改变。

反观儒学的追随者，以扶苏为例，大概率是支持恢复周礼的。因为孔子本人也是对周礼秉着十分推崇的态度的，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如此一来，就如同明代张居正则说“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

因此，秦始皇对扶苏的思想是抱有非常大的不满的，当时主张以儒法治天下的扶苏，即使继位成功，也不能担当得起帝国的大权。

二、始皇立储的考量

《汉书》载:“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后代史家也都认定扶苏应该继承皇位。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如果当时立扶苏为太子，秦也许就能摆脱灭国的命运。

但从现存史料中看，也根据上文所提到的法家思想对人主的要求，就可得知。并不是因为始皇不想立嗣，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立储确实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

1.“贬谪上郡”的深意

秦始皇年少时就担起人主的大任，坐在权力顶端三十余年，期间历经无数宫廷权斗。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八年，王弟长安君反；九年，长信侯嫪毐‘欲攻蕲年宫为乱’；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

以此权力心态出发，将公子扶苏发至军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便有使其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以求保全之意。

始皇派扶苏去监管30万大军，是事实，这意味着什么？“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蒙恬一语道破了始皇准备传位于扶苏的心迹。

而且按照始皇对权力极度追求的性格，如果始皇没有将扶苏作为继承人看待，是绝不允许会允许他与“其势足以倍（背）畔（叛）”的蒙恬大将军为伍。

始皇虽然看不上当时扶苏在政治方向的思想，但纵观朝廷上下，没有比扶苏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始皇没有在扶苏离开咸阳后，立胡亥为储君，说明在嬴政的心里，这位长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培养空间的，只不过还需要更多的打磨和历练。

2.秦国继承制对扶苏不利

秦虽然得到关中之地，但受中原文化浸染仍然较少。故秦国历代国君在继承方面，并没有严格尊崇宗法制传统。这一点，根据从秦国历代国君的身份来考察，就可以知晓。

据统计:“襄公建国以后，至穆公以前，共九代国君。计兄终弟继者三人，以次子立者一人，以孙立者二人，不明嫡庶者一人。”

穆公之后，也并没有完全确定严格的秦君主继承制度，更没有“嫡长子继承制”一说。

并且，秦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春秋公羊传》昭五年记：“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何休注：“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择勇猛者而立之。”

这里的“勇猛者”并非单指蛮力，更重要的时继承人要有果断的判断力、坚强的意志、勇敢的拼杀，让秦国永立不败之地的君主。

按照秦国选立国君的传统，扶苏虽然为长子，但并不能说明他一定为法定的秦始皇继承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经历历练，才能获取一众军功贵族的认可。

3.无军功或成为扶苏上位的最大阻碍

随着时间的推进，始皇帝青春不再，其统治力也开始疲软。帝国上下的矛盾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

而在以军功论地位的法家思想影响下，扶苏在未建立功业时被立为储君只会让他成为众矢之的。

这一点从后来“沙丘之变”的伪诏中，赵高一行人对他罪行的指控便有一条“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的无功罪名。

另外，从秦二世继位之后“大臣不服，官吏尚强，诸公子必与我争”的境遇来看，始皇令扶苏监军的深意不言而喻。

三、结语

扶苏的死，令人惋惜。究其根本原因，是他无法从秦始皇炉火纯青的权术中，看清其对国家大事谋篇布局的本意。他没能参透法家思想对中央集权的秦朝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性作用。

在他的身上，还遗留着春秋贵族之风。这样的特质在迷信诈力、上下相疑的法术社会中已时过境迁。所以，他悲剧的结局早已注定，并且在专制社会的体制下，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