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为何能做三朝重臣

安徽桐城历来是出文人、名宦的地方，这在明清之际尤盛。就仕途来说，清代张廷玉可谓登峰造极。他为官五十多年，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倚重，最后成为清代配享太庙的唯一汉臣。

是什么让他走得如此高远?和他的成长经历、人品素养有无关联?且看本文为您揭晓。

张廷玉出生在京城，这天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重阳节。父亲张英刚任翰林院编修，长兄廷瓒乡试未中，正在加倍刻苦攻读。家中书香萦回，日子虽清苦却充实。

教育是桐城世家的头等大事。各家既是乡邻，又常互为姻亲，一时才俊结集，砥砺学问，堪称盛况。张家待人宽厚，又家学渊深，大家自是心向往之，赴京科考交游，常寄居张家。

这其中，就有张廷玉的两位表兄，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一位叫刘辉，是明末状元刘若宰的孙子，后来在江南乡试中一举夺魁。另一位叫倪浑，是明朝处州知府倪祚善的孙子，学问淹通，但屡试不中，后来耕读自娱。

廷玉天资聪颖，加上优良的教育，进步很快，十岁就能通读《尚书》《毛诗》。张英退朝回家，最喜温一壶香茶，喊廷玉到跟前，给他背诵诗经中的《豳风》《无逸》等篇章。张英高兴地写道：“已通典诰兼风雅，远胜而翁十岁时”，看来此子要胜过自己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廷玉随父亲在家乡龙眠山游玩，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才思泉涌、佳作不断，引得张英称赞：“喜看玉儿刚十二，也能捉笔咏寒蓉”。

父亲回朝后，廷玉留在桐城读书。他深知开卷有益，对友人姚士陛说的“掩书微笑破疑团”，大为赞赏，觉得解疑释惑才是读书乐境。他在披阅书籍时，看到赏心悦目的文章，就抄录下来，久而久之，形成了厚厚的《随手录》。

他读书并不盲从，而是善于辨析。比如读到《五柳先生传》时，他认为并非陶渊明手笔，而是后人代作。因为文中“不慕荣利”“不汲汲于富贵”等词，太过于刻意，真正旷达隐逸之士，反而不会说这些自夸的话。

书本之外，他也留意思考社会问题。古代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丈夫可以凭着“七出之条”中的任何一条，和妻子离婚，其中包括“恶疾”“无子”。廷玉就觉得很不合理，认为生病、不育已是不幸了，并非失德，作为丈夫又怎能忍心抛弃妻子呢!

京城中的父兄也很关注廷玉的成长。张英叮嘱廷玉：“惟期孝友承家好，须解谦和涉世难”“江乡远隔重牵情，爱尔惟期宝令名”，希望廷玉珍爱名节，秉承谦和礼让的门风。大哥张廷瓒寄诗：“寄语阿二好自爱，努力膏火勤春耕”，希望二弟趁年轻勤学习，日后能继往开来。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在饱尝科举艰辛后，廷玉考中进士，并被康熙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这一年，他二十九岁。

入京没两年，父亲就急流勇退，休致回乡。他给廷瓒、廷玉留下叮嘱：“惟期汝兄弟恪恭勤慎，竭蹶尽瘁”，要兄弟俩怀着恭敬之心，为国尽力。

和父兄一样，廷玉是满文庶吉士。他每日钻研，废寝忘食，满文水平大大超过他人。三年期满，廷玉在散馆考试中拿到一等第一的好名次，授职检讨，连康熙都称赞是张英“为翰林掌院多年，善于教习”之故，真可谓家学相承。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张廷玉奉旨入值南书房，任日讲起居注官，从此在内廷晨入夜出，异常辛苦。康熙曾对近臣说：“张廷玉学问素优，在内廷供奉年久，其勤劳数倍于外廷翰林。”后来，他在礼、刑、吏部担任侍郎时，还一直兼着内阁批本，可以说工作能力很强。

说起张廷玉的“严”，可真是不讲情面、不怒自威。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张廷玉任会试考官。有个同僚深夜拜访，欲语还休之间，隐含舞弊之意。张廷玉心知肚明，当着同僚的面，铺开白纸，不动声色地提起笔，写了首《对月诗》：“暗室无欺古所难，四知常凛寸心安。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

那人一看，立刻明白了。诗的大意是说虽然夜已深，但明月却将人间善恶照得清亮着呢!这是告诫自己为官不能暗室欺心，于是只得怀惭而退。会试放榜后，不管中没中榜，考生们都称赞张廷玉洁己奉公，大臣们中也传颂一时。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因为吏治松弛，康熙屡加训斥，特意将小心谨慎的张廷玉提拔为吏部左侍郎，希望他有所作为。张廷玉到任后，就痛下决心，立即整顿不正之风。

吏部有一胥吏长期舞弄文法，构陷官员，大家都敬之畏之，呼为“老虎”。张廷玉立即将其拿下，予以严惩。面对来说情的大小官员，他也毫不客气，义正词严，被人称为“伏虎侍郎”。

又有一天，司官送来文件，不满地说：“这里‘元氏县’错写成‘先民县’，应当追究府县责任。”张廷玉拿着一看，笑着说：“如果‘先民’写成‘元氏’，是地方错误。现在‘元氏’写成‘先民’，定是书吏略添笔画，以勒索钱财!”司官恍然大悟，查明真相后，就将书吏赶回了老家。

他任刑部侍郎时，赴山东查处两千人劫案。当时普遍认为是反叛朝廷的大案，但张廷玉昼夜检阅卷案，认定是盗案，而非叛案。

看到大家颇为不解，张廷玉说：“口供里的义勇王、飞腿将军，不过是市井混名，不足深究!”经过审讯，除解送百余人外，未再查捕一人。一些官员替张廷玉捏把汗，担心这放归的数千人仍滋事生扰。张廷玉则说：“如果为避免隐患，就滥杀无辜、草菅民命，这实非刑律本意。”

他回京后，山东盗伙也果如所料，自行解散，未再生事了。

其实，张廷玉宽严相济的背后，是颗澄澈如镜的公心。康熙御赐廷玉“澄怀”二字，正是此意。

勤慎仁爱：做雍正的挚友

古时所谓“君臣一体”，是指皇帝和大臣相互信任，在多年图治中积累了深厚情谊，密切协作，如同一个整体。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像刘备和诸葛亮、唐太宗和魏征等，才算得上。

而雍正和张廷玉也是典型的一对。从雍正即位起，他们就朝夕相处，共同处理国计、民生、军务等各种复杂问题。为君者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为臣者夜以继日、尽忠报国。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可以了解他俩的关系。

第一个关键词是：“器重”。

雍正还是皇子时，有次因公事认识了张廷玉，见其气度端重，奏报工作清晰详尽，非常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心甚器重之”。等到雍正继位后，政权交接，事务繁杂，便命吏部侍郎张廷玉兼学士衔，到内廷起草谕旨等工作。张廷玉每日入内，耳听雍正口授大意，手中便落笔起草，谕旨写得又快又好。雍正十分满意，称其“居心忠赤，办事敬诚”。

继位一个月多后，雍正便将张廷玉升为礼部尚书。当时需要举行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的丧仪、加徽号、祭祀等一系列典礼，可谓国之大典，马虎不得。雍正亲自叮嘱张廷玉：“正当大礼举行之时，朕再四考虑，非你不能胜任。”

张廷玉凭着多年学识和经验的积累，在内外趋走、应承文稿的同时，还殚心竭虑，博考典章，把典礼办得妥帖周全，毫无差错，果然不负雍正的厚望。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张廷玉转户部尚书。上任不久，他就对多年棘手的江西、浙江等省棚民问题，详加分析，提出建议。他认为，棚民只是垦山种麻的流徙失业者，并非不法分子。作为朝廷，一方面要挑选精干的地方官，平时安抚有方，遇事惩戒有法，另一方面编造户册，将有技勇或读书向学的棚民收录使用，从而不敢或不愿为非作歹。经过广泛商议，朝廷制定了安辑棚民的条例，推行以后，棚民得以安居乐业，不再为乱地方。张廷玉这份建言影响深远，也被收录进《皇清名臣奏议》。

张廷玉还受命担任雍正元年恩科的顺天乡试、会试大主考和殿试读卷官，以及雍正二年正科的会试大主考、殿试读卷官。衡文抡才，原本就是桐城张家的世职。张廷玉诚惶诚恐，不敢懈怠，以免落个不忠不孝的恶名。他在闱中细心搜阅，尽拔佳文，深孚众望。雍正对选文也大加赞赏，认为达到了自己振兴文教、倡贤育才之意。除此外，张廷玉还担任《明史》《圣实录》《大清会典》《治河方略》等总裁官。

雍正四年(1726年)，张廷玉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仍管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雍正赠诗：“还期作霖雨，为国沛殊恩。”

国恩之隆，与职责之重，相随而至。

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曾患病数日。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不小，赶紧询问。雍正回答：“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难道不是朕臂痛吗?”

张廷玉此时已被雍正视为左右手，并于该年晋升文华殿大学士。到了年底，雍正又赐张廷玉典铺一所、本银三万五千两，特意嘱咐说：“你父亲一生廉洁，没有多少遗产。你现在身兼数职，夙夜在公。赐给你这些，只是希望你从容开支，尽心于公务，不必推辞了。”

张廷玉身在高位，更不敢懈怠。当时，蒙古的准噶尔部占据西北疆域，经常骚扰边地安宁。为密办军需，张廷玉奉命创设军机处，规范职官和奏折制度，事务繁重时，甚至要从清晨忙到深夜。

军机处能够高效处置军情，机密调配物资，以至于岳钟琪大胜准噶尔部，各省却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这其中就包含了张廷玉的智慧心血。从此以后，军机处就成为清朝的权力中枢。

雍正六年(1728年)，张廷玉晋升保和殿大学士。数月后，他的肩上又多了兼管吏部事务的担子。雍正说：“吏部考选官员，必得公正无私。想了很久，实在没有第二个深信的大臣能担此任。”

雍正还先后御书“调梅良弼”“赞猷硕辅”匾额赠给张廷玉，意喻辅助治国的贤良大臣。

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在雍正的传位密旨上最能体现。雍正在去世前数年就写好了密旨，要传位给皇四子弘历。这可是关系政权交接的大事，极重要机要，雍正只透露给了张廷玉一人!

第三个关键词是：“契友”，即情投意合的好友。

多年的朝夕相处，令张廷玉深知雍正治国理政的良苦用心，经常能审时度势，提出合理建议，被雍正采纳。

比如雍正十年(1732年)，山东省有不少士绅欠粮，众臣都要求加以惩戒。而张廷玉则进言：“山东连年荒歉，情有可原，能否宽限一年?等明年还不完粮，再来议处，以昭示法外之恩。”雍正便降旨宽限三年，使得一千多名读书人得以宽免，对于安稳人心、维护文教，起到很大作用。

再比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因为西北用兵数年，将士劳苦，雍正特召将军、王公、文武大臣商议：是增加兵力以早结军务，还是遣使宣喻，晓以利害，促其醒悟?

当时，主战者居多，要求彻底歼敌。张廷玉在分析准噶尔部人心涣散的基础上，建议以爱养生灵、罢兵息民为重，给以自新之路。雍正帝考虑数日，最终不忍劳军远征，听从张廷玉奏言，遣使宣谕，令画清边界、彼此相安。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回桐城祭父，与雍正分别数月，先后七次写折奏报沿途民生、农业情况，并请求赈济穷民。雍正一一用心批复，还一改封建君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温情地在批复中说与张廷玉“义固君臣，情同契友”，“未免每每思念，然于本分说话，又何尝暂离寸步也。”

我们不难理解，这对君臣兼好友，在治国之志、爱民之心上，是如此接近。也正是这份恒心决心，造就了联接康乾盛世的坚固桥梁。

张廷玉受雍正之命，曾担任乾隆的老师。那时，乾隆还是十二岁的皇四子。张廷玉精心讲授经文要义，甚至有段时间，每天陪着皇四子，上午办理公务，下午讲读直到傍晚。

这对师生也颇为相得。几年下来，皇四子将诸多习作汇编为《乐善堂集》。张廷玉大加赞赏，在序言里赞扬他学习勤苦、不避寒暑，“笔力雄俊健捷”，阐明了“圣贤之精蕴”，同时又告诫他“非言之艰，行之维艰”，寄望皇四子能够身体力行、进德修业，不要仅停留在文词上。张廷玉回乡祭父，皇四子也专门写了篇《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称老师“在一乡则一乡受其惠”，在宰辅之位则“天下受其惠”，推崇之意溢于言表。

随着雍正的溘然长逝，张廷玉成了顾命大臣，挑起了辅佐年轻皇帝的重任。他以六十多岁的年纪，每天处理大量公务，钱粮、吏治、民政、典礼、科考、修史等国事，无一不深思熟虑、尽心尽力。

此时的乾隆，可谓血气方刚，经过几年熟悉朝政后，就想做些革新的举措。而此时的张廷玉日见老迈持重，在乾隆看来，只是一个老实人，过于保守了。加上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提出张廷玉亲族居官人多，应予裁抑，张廷玉不得不尽量避嫌，更加如履薄冰。但对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张廷玉却不能含糊，哪怕不得新皇帝欢心，哪怕遭到朝中新派官员的排挤。

当时，一些官员迎合乾隆，常提出看似新颖却无法施行的主张。乾隆七年(1742年)，刑部侍郎盛安奏请限田。张廷玉心知其弊多利少，赶紧上奏《罢限田议》，并在朝堂上据理力争。

他指出，限田之议理论上能均贫富、保证家给人足，但实际却会带给百姓诸多危害，是“应行而实不可行之事”。他说：“田如何精准划分好坏?以多少田为限?各地风土互异、贫富不一，非清查不知。如果查，就会骚扰百姓，胥吏也会乘机讹诈，改户移名、互相告发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廷议后，乾隆仍在淮安府试行限田，直至一年后真如张廷玉所说，因“名虽正而难行”，不得不取消。张廷玉的眼光与气节，由此可见一斑。

高位退休是难事。与别人贪位恋职不同的是，张廷玉多次主动要求解职，希望让位给年轻的贤能之士。他在《澄怀园语》中写道：自己平生遵守父母教诲，存知足之心，没想到中年官阶荣显，“高出云表”，深夜思之，真是汗流浃背。

在他的请求下，先后解除了户部、吏部等兼职。但乾隆偏不让这位年届八旬的老师退休，觉得他虽不讨喜，却应该像“鼎彝古器”般，摆设朝中，鞠躬尽瘁。张廷玉不禁慨叹：“一生扰攘伊谁惜”。

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张廷玉久病不愈，真的难以再参与政务了。乾隆才准许他退休回乡。

乾隆二十年(1755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操劳一生的张廷玉病逝于安徽桐城。两百多年后，他和父亲张英的美德故事仍在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