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初期的“圈地令”和“投充法”到底有多残忍

看过央视热播的《于成龙》历史剧的人，都对清廷军队圈地的可怖行径，印象深刻，但这是清廷入关初期实行的厉民暴政手段之一。

实际上，清初实行的圈地运动所展开的范围并不广，主要在于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的。顺治元年十二月（公元1644年），清廷发布了圈地令，主要为了解决定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问题，当然也为了满足以多尔衮为首的贵族的利益。

圈地令名义上说是把离京城近的各州县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但实行起来，却是不分有主无主，极尽所能的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百姓的土地。据《恸余杂记》记载「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

顺治二年二月（公元1645年），多尔衮为了应对汉民的不满，「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对于被圈土地的汉民，清廷虽有“兑补”一说，但是所补之地均系荒芜之地，徒有其名。既然圈地是以掠夺为目的，那么“均平”就只能是一句政治谎言。所谓“田地被圈之民，俱兑拨硷薄屯地”便是如此。

因此，也有乡民联名上书的情况，控诉圈地给百姓带来的危害。如顺治二年十一月，通州的百姓郝通贤等三十多人联名上奏，讲述圈地的乱象，通州地不过五千倾，全被圈完，作为放牧等使用，导致通州的百姓没有地可种。

史书中对圈地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灾难也留下了许多记载，《雄县志》和《圈占记》记载的直隶雄县的圈地灾难情况，“凡圈民地请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式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畎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六晌，晌六亩。......圈则倍占，退仅虚名，以致丁男流离，城郭为空”。

圈地而受封的八旗子弟和贵族及官兵等，还经常借口土地不肥沃，要求新圈土地更换。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土地就多达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垧。由于汉族官员据理力争，朝廷每次下令圈占时都说以后不再圈地。实际上，填不饱的满洲贵族往往食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发布了“嗣后永不许圈”的谕旨才告结束，可见圈地持续的时间长，对汉族百姓带来的灾难有多重。

满族人是游牧民族，对耕种之事并不精通，再加上圈占了大量的土地，如果不去耕种，势必会荒掉。于是，“投充”便应运而生。何为投充？就是将自己以奴仆的身份投入到满洲贵族旗下，来进行耕种田地。因为，原住汉族百姓的田地被剥夺，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会耕种，因此没了生计的汉族百姓只得到他们旗下去从事田地的耕种劳作。劳动者变成了农奴，较之前的早已盛行的封建租佃制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倒退。

从开始的自愿投充很快就变成了被迫投充，有不从者，被言语恐吓，威逼利诱，更甚者出现了大批的带地投充者。原因有二，其一是地主或者有地的农民希望投入旗下后可以免除税赋徭役，其二是当地的恶棍为虎作伥，凭空捏造别家人口、田地一起投充旗下；旗人有利可得，把许多不在圈占范围之内的汉民连地待人一起吞并。

表面上，投充法是“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但实际上是变相奴役这些原本生活富足的平民，满清贵族圈走属于他们的土地，然后让他们用奴仆的身份重新回来耕种，还要给这些满清贵族交税。

满洲八旗人员采取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劳动力，过着衣租食税的生活。他们之中的达官显贵所占耕地人口尤多，一般都委用“汉人悍猾者”充任庄头，有的还授予庄头低等品级的官员顶戴，既便于管辖庄园内的农奴，又可以抵制州县官的钳束，借以保证源源不绝的剥削收入。这就是满洲贵族在畿辅地区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虽然大量平民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无奈成为了奴仆，但大家的耕种积极性明显下降，使清朝粮食产量大大降低，满清初期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

“圈地令”和“投充法”实实在在地反映了满清初期对汉人百姓的残酷压迫，他们从来没有将汉族人民当成自己的子民，对他们任打任杀，而这也反噬着满清政府。后期出现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就是很好地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