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方志 行贵州｜南明河南明桥的名称与渊源

南明河被称为贵阳的母亲河，是实至名归的。而南明河的名称还有南门河、襄阳河、向阳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贵阳城垣，无论是元代顺元城，还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筑的石砌城垣，在南门外都有一条大河流过，叫南门河便是自然不过的事。

南门河上原来没有桥。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南津在治城南门外，霁虹桥跨其上。”津字的本义为驾船渡河，可见这里曾是人们靠船摆渡的渡口。是否架有木桥，就不得而知了。永乐二年（1404年）镇远侯顾成建九孔石拱桥，名曰“霁虹桥”，比喻为雨后天空中出现的彩虹。明代无论是“贵阳八景”抑或是“贵阳十景”，霁虹桥都是其中的景点之一，名曰“虹桥春涨”。我猜测当时老百姓口中可能还是叫“南门桥”，就像叫南门河一样。

南门河的称呼沿袭了很多年。明景泰七年（1456年）修撰的《寰宇通志·贵州布政使司》还这样记载：“南门河，在城南。”天顺五年（1461年）《大明一统志·贵州布政司》也沿袭此名：“南门河，在府城南。”未记载霁虹桥，而仅记广济桥、通济桥。清代编纂的《明史·地理志》还称为南门河。

到明弘治年，“南门河”改称为“南明河”了。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南明河，在城南门外，源出程番府界门，东北流过治郡城，至巴乡，北流合乌江入蜀涪州界会川江。”“霁虹桥在治城南南明河之上。”

有一种说法，明朝灭亡之后，永历帝在贵州设立南明政权，贵阳差点成为南明政权的都城，所以南门河也被叫做南明河。这就有点望文生义了，从弘治年算起，到永历年，差了一百多年。

还有一种说法，贵阳话“门”“明”发音相近，可能跟那时候的方言发音有关。官志大概不会仅仅因方言相近而随便改变名称吧。

为什么南门河改称为南明河。据马国君先生《研究》：“该河河水清明如镜，又称为‘南明河’。”大概就如下游的清水江。

既然桥名如此高雅，河名也应该有来头。乾隆《玉屏县志》所载田榕《重建南明楼碑记》或许可以提供释义的另一种思路。

田榕（1686年—1771年），字瑞云，一字南村。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举人。官内阁中书，改安陆知县。历任保山、太平知县。他同潘淳是继周渔璜之后称誉诗坛的黔中诗人。他的《黔苗竹枝词》与余上泗的《蛮峒竹枝词》被誉为双璧。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应玉屏知县赵沁所请，担纲主持纂修《玉屏县志》。

他在《重建南明楼碑记》中说：“余邑钟鼓楼建自明初，位南山之下。《易》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处南，而能照于四方，以其文明也。楼曰南明，义盖取诸此。”所谓“离”，按《易·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

又如城南甲秀楼之命名，大都释义为“科甲挺秀”的意思。其实江东之并未命名甲秀楼，何人命名，尚无定论。清雍正年间贵州布政使纳兰常安亦以《易经》来推测其起意。他在《重修甲秀楼记》中说：“考江公命名之意，以南方於后天卦位为离。离者丽也，重明丽乎正，以化成天下。”这段话的意思和田榕说的一样，南方为“离”，即明。“南明”即“重明”。故而在南明河上“建楼以丽之，庶几人与文明而秀矣。秀则可以驾滇、粤，跨楚、蜀，此又甲之义也。”“丽”，附着。

从这两种说法推论，南明河之“南明”极有可能是取之于《易》。如贵阳文明书院，其名“文明”亦是取之“《易》之贲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易学的兴盛时期，就连阳明先生，其一生也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明河又被称为襄阳河，见于明正德年任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修贵阳贯城河记》，他说：前巡抚蒋琳正统、景泰间曾于贯城河郊外上流开凿了几条河渠，从北门外经西门“皆于南门汇襄阳河，由思南浮于涪，达于江。”此时的提学副使不仅负责考校学务，还要兼管屯田水利等事务，而席书称南明河为襄阳河，未知其来由，在其著《元山文选》中也无相关记载。

在明人诗文中，南明河或简称“南河”，或“明河”。在清代文人笔下，依然称南明河。如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明河府城南。源出定番州界，东北流经青岩下，至南门外。”又如陈鼎《黔游记》、田雯《黔书》、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等等均是。田榕诗“山自灵多开甲秀，水于清绝见南明”；贵州布政使郑大进诗“波澜仍壮阔，南明水潆洄”；莫友芝诗《题傅虎生》中亦称“南明江边据幽筑，一笑占过东山东”；纳兰常安诗《南明河闻涛》；阮崇德《贵阳杂诗·南明河》。

霁虹桥在明代曾被称为襄阳桥。嘉靖年杨慎《滇程纪》曰：“龙里五亭而达贵州治城，城近峦之秀者曰:凤凰。带城有襄阳桥。”

然而杨慎作序的嘉靖《贵州通志》在“山川”“关梁”中仍然称南明河、霁虹桥。在“祥异”中记“正德戊寅（正德十三年即1518年）夏，大水，霁虹桥圯”，但未见如何修复的记载。万历《贵州通志》记载亦如此。

天启二年（1622年），提学副使刘锡玄《围城日录》中凡涉霁虹桥均称为襄阳桥。

到了崇祯年间，《徐霞客游记》中仍然说南明河“东经襄阳桥，东北抵望风台（即观风台）”。

有人说：“因为清代出南明桥经湘黔驿道可直达湖北江陵，由江陵陆路可北达襄阳，也就是说南明桥可至湖北襄阳。”这种说法将明代误为清代，而且驿道可通达的地方太多，为什么偏偏是襄阳呢？如清木刻《黔省南岳寿山图》中，就改成了“湘阳桥”，大概觉得一是贵阳南岳山和湖南南岳山同名，二是驿道是从湖南过来。

一直到《大清一统志》，总算有了一个说法：“霁虹桥在府城南门外南明河上。明镇远侯頋成建。俗名襄阳桥，故南明河俗亦谓襄阳河。或云，桥成而襄阳府济饷适至，故名。”当时军饷是要命的战略物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释义似乎还说得过去。席书称南明河为襄阳河，大概也是依据襄阳桥这个俗称。

按理，一统志资料是自下而上获取的，所谓“修志之役，必始于县”，县志汇集为府志，再将其辑为省通志，最后才汇编成一统志。但是《大清一统志》之说来源于何处呢？“或云”，也只是有一种说法，好像也不能肯定。

还是在《大清一统志》“山川”条中仍然说：“南明河在府城南门外。源出定畨州上马桥，河东北流经此，又西北入贵定府及开州境，为清水江之上源。亦谓之南门河。”而且无论是康熙《贵州通志》，还是乾隆《贵州通志》，以及道光《贵阳府志》，都是称南明河、霁虹桥，都没有所谓俗称襄阳河、襄阳桥。

再回到明代天启年，刘锡玄在奢安之乱贵阳围城十个月中，一直率军抗击。他在《围城日录》中，凡是涉及贵阳五道城门均用俗称南门、次南门、西门、北门、东门，其三次提及襄阳桥，似乎襄阳桥也可能是俗称。

既然永乐年桥建成时俗称襄阳桥，则霁虹桥这样雅致的名称应是后来文士，或者是顾成的幕僚所拟名，而一直为明清贵州志书所载录。

在道光《贵阳府志》中，襄阳桥变成了向阳桥：“曰马棚街，自向阳桥屈而东南，左有南关、元天宫，右有箭道街口。”民国《贵州通志·建置志·城池》亦是如此。而《贵州通志·建置志·津梁》还是称为霁虹桥。民国年间，向义先生在《贵山联语》又说：“武侯祠水阁临南明河，可以凭眺，左为浮玉桥，右为襄阳桥。”

从明弘治年起，南明河除了在席书笔下和《大清一统志》中被称为襄阳河之外，名称似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实，南明河从甲秀楼到今冠洲桥这一段，老贵阳人还称为“杨家大河”，就是因杨龙友故居“石林精舍”在其南岸畔而名。而霁虹桥一度称为襄阳桥，湘阳桥，向阳桥。解放后，霁虹桥正名为南明桥。不过，在老贵阳人口中，还有喊作“南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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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黄蔚 舒畅

学术支持/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文/周胜

编辑/刘立超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