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期正统政权受到质疑，那么后唐王朝是如何建立的？

李渊创立的唐王朝在天祐四年即宣告结束，但由于后梁政权并未能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的政治认同，使得河东政权有机会凭借宗室身份重新凝聚尚未消散的政治认同力量，并最终通过军事手段击溃后梁，成功建立后唐政权。

后唐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唐的复兴，及全社会对唐政治认同的恢复。但后唐前后对正统观念的转变，使得唐统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最终未能巩固起全社会的政治认同与信仰，从而仅建国十余年便亡于内外势力的联合军事斗争。

一、魏州称帝与灭亡后梁

唐后期，战乱不断，多政权涌起，其中后梁政权合法性受到的质疑最为突出，成书于北宋年间的类书《册府元龟》将五代中“后唐、晋、汉、周”列入“帝王部”，而独把“梁”列入的“闰位部”便可见端倪。兴起于河东地区的李存勖打出“废伪梁之新格，行本朝之旧章”旗号，建立后唐政权，从而一路势如破竹席卷八方，并最终打造出五代时期疆域版图最辽阔的王朝。

李存勖将河东地方政权转化为后唐中央政权的关键节点，即在于魏州称帝一事。而天佑二十年的魏州称帝也非源于李存勖一时兴起，而是河东君臣上下谋划数年之功。自天佑十七年春，河东上下即开始为称帝之事奔走。初“关中龟印”，其后“获传国宝……印文为‘受命于天，子孙宝之’”，种种天降祥瑞使得李存勖继承唐帝衣钵，已然变得顺应天时。

而后淮南杨溥、西川王衍劝其嗣位，以及麾下将校“请帝绍唐帝位”的劝进，更使登基即位成为顺天应人之举。以唐为国号称帝，使得后唐政权较河东藩镇时期相比，在同后梁交锋中，于道义上能够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将战争的定义从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抗衡，转变为唐王朝对叛臣的平复。同时，此次建国将河东政权从组织框架上予以王朝化，为他日进趋汴梁后，能够较为平稳顺利的接收中原地区领导权做好形制上的铺垫。

后唐政权总体实力较后梁政权为弱，但在军事实力上却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史载后唐“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胜，近代为最”。当后唐稳定河朔三镇内外局势，并建都立庙完成政权结构优化后，便开始对后梁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唐军于杨刘渡河开始，后唐“大破梁军于中都，生擒王彦章等”，其后直驱汴京速亡后梁，前后仅用时八日。

二、庄宗时期的“中兴”

既然后唐王朝以“绍唐统续”自居，自然采取诸多举措以图证明自身正统。为此甚至不惜篡改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而服务。唐乾符五年，李克用杀段文楚自立节度，而正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方才使得唐廷对沙陀产生强烈的抵触心理，从而对于河东政权的所为产生源自灵魂的危机。后唐建立后，出于为后唐王朝正统性进行辩护的考量，史官张昭远便篡改唐朝史料，将其发生时间置于咸通十三年。

在张昭远看来，唯有在确立由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是僭伪政权后，李国昌与李克用父子方能成为唐王朝中兴的功臣，如此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权才可称得上是唐王朝的延续而非逆。然而由于李克用通过造反方式起家为难以磨灭的既定事实，这与其所需要塑造得“勤王勠力”的形象存在根本性的相悖。因此史官便将事件的发生提前到李克用年仅16岁的咸通十三年，将造反自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李尽忠、康君立等人身上，从而协助后唐合理合法的延续唐朝统绪。

在抹去不光彩历史后，后唐开始刻意淡化其沙陀族裔的身份，而加强其李唐王朝宗室身份的曝光，并引导全社会以文化论华夷的观念。同时后唐在其内部加强汉族文官的地位，塑造自身以文治国的贤君形象，忽视国家尚未一统的客观现实，而着力将后唐打造为唐王朝般的礼乐文明之邦。

史载，庄宗时期，对唐王室数百宗室罹难者被同葬一坑之事，出于对唐正统性的维护，奉唐礼规范“葬以一品礼云。”庄宗对唐统的继承与维护，其目的是将篡唐的后梁钉于耻辱柱上，否定后梁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借助仅中断十余年的唐王朝权威来统治北方疆域与威服南方政权。

后唐庄宗时期“德化”政策最成功的代表，当使秦岐政权李茂贞的内附归顺。秦岐政权作为唐末关中最强盛的藩镇势力，曾多次主导唐末政局走向，是唐末时期可与河东政权、后梁政权等量而观的强藩。后梁统治期间，秦岐政权与河东政权均以唐王朝藩镇自居，行唐年号，联合讨伐对抗后梁政权。而当河东政权建国号为“大唐”，宣布继承唐统后，在未对关中发动攻势的情况下，李茂贞便主动上表请降。

后经移镇等方式对关中进行必要的处置后，关中地区便同河南之地一样，成为后唐王朝难以分裂的固有领土。但庄宗朝君臣很快便发现，大义与正统的名分对于各地方政权并不能产生足够行之有效的约束。那些凭借军事手段夺得疆域的地方政权，其政权内部合法性逻辑建立的基础，并非是由于得到唐廷的册封，而是依仗麾下的将校与军士，因此北方政权是否为唐王朝统续并不是其关心的要点。

秦岐政权被视为是受到唐王朝统绪感召而降服的代表，但细细思量便能发现其更多的仍是在兵戈之威下的妥协。基于此番认识的转变，庄宗君臣决定伐蜀以将秦蜀之间的险关要隘变为政权腹地，攻克蜀地之后，“取吴如反掌”，通过军事实力逼迫南方政权做出符合当前政局形式的选择。

伐蜀工作进展非常顺利，经过黄河两岸多年搏杀的后唐，不论是军士还是将领均非西南前蜀所能抵挡。前后不过数月，便成功灭国，将疆域拓展至西南两川。但军事上的辉煌，却无法阻挡政权内部的动荡，在伐蜀大军回师的途中，后唐内部的军变，便将这场唐王朝的中兴彻底葬送。

三、明宗时期对唐政治认同的转变

后梁、后唐皆以藩镇起家，于唐末动乱中凭借武力雄踞一方，在藩镇彼此无视唐王朝的敕令的征伐中，唐正统的震慑力随唐廷衰弱不断削减，朱温及李克用虽表面奉唐正朔，但早已萌发异心。

二者都竭力成为最强者，既有野心的驱使，又有不甘被侵吞的抗争，作为地方武装割据势力，他们清楚武力只能解决暂时的归属，要想长远发展建立中央政权，便必须将政权予以合法化的巩固，从而实现各藩镇与地方在意识领域的认同和归附，唯有如此方能达到长久统治的目的。

但朱温、李存勖皆为武将出身，他们将武力所不能解决的寄希望于政治手段，希冀能够通过实行包括任用文臣儒士、重建礼乐等方式重建正统。朱温行禅让祭天、李存勖则以李唐血统自居，其皆意在昭示自身正统，为自身政权或王朝的合法性寻觅社会认同。但他们及他们所统领的政权毕生处于行伍间的攻伐诡谲之中，对王朝正统的理解与认识并不全面，从而对正统所能带来的政治效益产生过高估量。

在周遭并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将精力放在建构政权合法性上，进而因错误地预判导致资源分配、战略部署均偏离社会实际。当朱温将目光聚焦于禅让与郊祀仪式之时，对李克用父子的军事压制便出现破绽，从而使得河东政权得到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李存勖忙于示外以德而疏于征伐之时，使得政权内部在被持续战争胜利所掩盖下的问题难以继续得到压制，而正是这些矛盾的爆发，使得后唐王朝快速衰落，失去一统天下的机会。

明宗李嗣源登基后，不再以建立王朝的正统性，盲目追求外部对其的政治认同为目标。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政权内部，致力于保境安民，使得后唐出现“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的局面。在长兴元年重订禘祫之礼的时候，明宗便改唐朝旧制，将后唐太祖沙陀人李克用“居东向之尊”，直接对后唐前期所极力去表达恢复唐统的努力，予以根本上否定。

明宗在礼制问题上，表现出对正统性追求的漠视。这种不将政权与唐王朝正统结合的做法并非完全出自本意，而是由其出身所决定。明宗毕竟非是李克用一系嫡子，并未列入唐王朝宗室，因而难以在唐统上为自己的夺位行为予以辩护，故其唯有将精力注重到对现实的考量，而这种重现实的政策反达到政权较长时期的稳定与和平。明宗时期的这种轻统绪的转变，也对五代后续政权正统观念产生严重冲击，成为五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四、后唐晚期的政治局势

后唐在明宗之后，历经闵帝、末帝两朝。这两朝在继承了明宗朝的正朔观念的同时，也使后唐局势逐步从稳定走向恶化。后唐晚期两朝会选取继承明宗朝的正朔观念，主要原因在于所面临局势的相似性。后唐闵帝为明宗之子，在位仅五个月，便被从凤翔起兵的李从珂所废黜。由于末帝李从珂和明宗地位相似，因而他也同明宗面对相似的政治问题，即如何对政权内部藩镇与骄兵悍将进行治理。

由于相较明宗而言，末帝更多一层叛乱的劣迹，是以后唐王朝在末帝执掌权柄之后，整个王朝即已难复往日荣光。清泰年间，后唐外部所面临的形势极不容乐观。西南巴蜀地区“孟氏已称尊矣”，当年的本国疆土一跃而成新的强敌；东南江淮地区杨吴政权对于后唐的态度，已由当年的“辞旨卑逊，如同笺表”与“大惧，去伪臣唐”，变为使路断绝、分庭抗礼；而北部契丹也开始走向强盛，成为塞北地区最强盛的力量，辽太宗耶律德光亦已扬言“自将南伐”。与外患相应的，更是内忧不绝。

率师守御“北门”以抗契丹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已经“流言不释”不遵调遣；镇守东北的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驸马都尉赵延寿私下“发使聘契丹”，与契丹暗中龌龊往来；当初跟随李从珂从西部凤翔起兵的岐下军士，由于所得赏赐不厚而“不满所望”；而河南之地也因清泰初“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而弄得民怨四起。

总结

相较后唐庄宗时期的“大国中兴”盛况，此时王朝末期沉疴痼疾的冗芜颓象，已经一览无余。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境遇下，实力早已被严重削弱的后唐，在难以去维系庄宗时期所争取的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同样难以对拥有契丹援助的石敬瑭形成致命威胁。石氏在熬过后唐初期围剿后，便迅速扭转战局形势，攻守转换间，轻而易举地定鼎中原，而后唐王朝便在末帝李从珂于玄武楼的自焚大火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