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地理环境与五代政权的崛起

一、河东的地理环境

唐末五代时期，河东节度使成为影响河东势力最大的因素——河东地区之所以在唐末五代时期变得尤为重要，成为这一时期各方势力都想攻占的地区，与其地理条件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河东地区凭借这些优势在唐末五代中有着极具影响力的地位。河东的地理环境十分坚固，易守难攻，《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

从山西所处的位置来看，其地处黄土高原东部，东部有太行山脉作为屏障可以抵御攻击，西部有黄河作为天然分界线，北部有阴山遮挡，中间有雁门关、娘子关、壶关等天然关隘。以及间隔着诸如大同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等盆地，南部以黄河与河南为界，东南的潞、泽、沁、辽四州，也就是上党地区，该地区也是河东地区南部天然的保卫屏障。

从太原出发，途经潞州和泽州，再向东南走就到了黄河，而黄河的另一岸则直抵洛阳与开封。由此不管是从河南、河北进攻河东，河东南部的上党地区都是重中之重的通道，因此该地区是五代初年晋梁集团长期争夺的关键。而河东北部地区也是重要的军事关隘，契丹帮助石敬瑭出兵建立后晋时就要求割让燕云十六州作为回报。

云州是河东地区北部的军事重镇，云州及恒山山脉、雁门关等关隘共同组成了河东地区北部的防御屏障，能够有效地阻挡北方民族的侵袭，保卫华北平原及中央王朝。耶律德光也提到了雁门关作为河东地区天然关隘的价值，“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侦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

河东地区内部最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太原府，太原位于山西的中部地区，其在隋唐五代期间，作为唐、后唐、后晋、后汉等王朝的北都凸显了其地位。河东地区的中心就是晋阳城，唐代的晋阳城有着前朝建设过的基础，汾河横跨晋阳城，但晋阳城却不是被汾河分为了两部分，而是由汾河以西的西城和以东的东城，再加上汾河之上连接东西两岸的中城所组成的。

其范围之大在安史之乱时有所体现，李光弼在郭子仪的举荐下，于安史之乱后就任河东节度副使，他曾在史思明攻打晋阳城之时考虑过加固城墙，但最终因“城环四十里，贼至治之，徒疲吾人”，而作罢，从中可以看出晋阳城之大，城墙之坚固。

天复元年（901）朱温率大军攻占河中，并想趁此机会围攻河东，攻克李克用集团。大批兵力从各个方向攻打李克用，汴州将领氏叔琮带领五万军队从太行山攻打潞州、泽州；魏博将领张文恭带兵从忻州方向包围；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的军队从土门方向进发；张归厚带领刑、洺的军队从马岭攻打；“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入”。

此时李存信建议李克用向北边撤离，但其夫人刘氏坚持建议李克用应该坚守太原，她认为李存信不过是代北的武夫，没有深谋远虑；况且曾经王行瑜也放弃过邠州出逃，但最终还是被人擒获了，若此时李克用逃走也被人擒获，实属不值。最终李克用还是坚守太原，依靠太原的地理优势和防御体系最终挺过朱温的攻击。

正是由于太原的地理环境，沙陀才将其看作根本之地，在政局不利时能够固守太原恢复元气，东山再起。而太原又处于山西腹地，历来为河东地区的核心，从太原向北可以辐射至阴山、幽燕地区，向南则可以影响到关中、长安。

二、沙陀发迹的根据地

山西的地理形势居高临下，山脉和盆地交错分布，使得其在受到攻击时，易守难攻，以其为基地进攻其他地区时也势不可挡。太原正是因为这样关键的地理优势成为整个河东地区的关键点，成为唐王朝一直重视的地区，成为沙陀发迹的根据地，成为五代初晋梁争霸的必争之地，在后晋、后汉、北汉时期成为其开创者的根据地。

可以说唐末五代时期河东节度使一直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强有力的候选人，河东地区也一直是适合一个政权生存发展可靠的地区。而河东地区作为唐王朝前中期相对稳定的一个地区，其经济状况也在唐朝得到一定的发展，所以才能成为五代诸帝王建国立业的资本。

早在唐高祖建立唐朝时唐太宗就曾说过：“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虽然唐末五代正逢乱世，但由于盛唐时期河东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这就决定了河东的经济基础不差，这也进一步壮大了河东势力的资本。

从农业方面来看，唐末五代这一阶段内，河东主要的农业区域在河东中南部一带，主要集中在汾河水系周围。黄河在河东西部已经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而发源于黄河系统的汾河、沁河使得河东地区中部水源丰盛，至于河东地区北部则有桑干河、滹沱河作为灌溉水源。石敬瑭驻守河东时，李从珂曾因忌惮他想让其卸任河东节度使，改任到其他地区，石敬瑭在感知到李从珂的心思后曾说：“况太原险固之地，积粟甚多，若且宽我，我当奉之”。

不仅如此，在李嗣昭之子李继韬想要反叛之时，其弟李继远劝说，“且潞城坚而仓廪实，不如闭城坐食积粟，以延岁月”，由此可见，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粮食产量还是比较高的，因此给了石敬瑭和李继韬足够的底气去反叛。

河东地区本就是农牧业混合地区，再加上沙陀在此地生活给河东地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河东的畜牧业也比较发达，能够给沙陀强劲的骑兵提供战马。《唐末五代的山西》中提到了关于河东地区蓄养良马的状况，“山西北部和西北部的五台山、管涔山、恒山一带，草场丰茂，宜于畜牧，盛产良马”。

河东地区的畜牧业发达，自然环境比较优越，这对于豢养战马有天然有利的条件，“太原北面的楼烦监牧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养马场”。沙陀的骑兵强劲，曾在平叛黄巢起义时立下功劳，河东有利的豢养战马的条件无形中助益了沙陀的军事实力。

山西省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主要的产煤大省，燃料资源自然丰富。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煤炭著称，其冶铁业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十分重要，唐朝专门设立了“太原冶”，负责铸造兵器、钱币等。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朝在河东地区采矿或冶铁的地方有汾西、绛城、昌宁、五台等多地，“晋之冶铁点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较西汉多出一点五倍”。

河东地区丰富的原料和燃料使得其冶铁行业较为发达，河东地区也一直是唐末五代重要的兵器制造产地。河东的盐池生产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唐代河东盐池又称为晋盐。河东盐池产量极大，“唐有盐池十八，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京师，因此成为京师食盐的主要供应点，并且还行销各地，不断扩大供应范围。

据《唐会要》记载：“河中两池颗盐，敕文只许京畿，等十五州界内籴货，比来因循，兼越兴元府及洋、兴、凤、文、成等六州”。可见其行销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其上缴唐朝的盐利也十分丰厚，唐王朝很重视对河东盐池的管理。河东盐池带来的经济效益为河东势力影响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

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唐王朝开始在一些边疆地区设置节度使职位，河东地区作为唐中央重视的地区对于其官员的调任甚是看重。许多被派往河东任职的官员都是唐朝的名将重臣，如张嘉贞、薛讷、王晙、王忠嗣等。

唐中央需要稳定地控制河东地区，使其在维护唐中央集权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随着历史发展，河东地区的势力逐渐不再受唐王朝控制。河东势力开始从唐王朝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在唐末藩镇林立的状态下也逐渐成为独立的藩镇，河东地区在唐王朝、沙陀、后梁、契丹等多种势力的干预下成为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各方必争之地。

总的来说，唐末五代河东地区在地理上不停地变化，但河东节度使始终掌控着河东地区最核心的权力，因此也成为影响河东势力最大的因素。特别是在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之后，其作为一个关键点更是影响了唐末五代政局变革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