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年关那些事：过年走亲戚、干塘分鱼、拜年，经历过至少50了

在我们老家，常常听到一句话：“大人望插田，孩子盼过年。”但如今，过年的味道似乎变得越来越淡了。那份童年的年味，已经只存在于回忆当中。小时候，过年是最令人期待的时刻之一，那个时候可以穿上新衣服，戴上新帽子，提着灯笼在街头巷尾跑来跑去。多年以后，当我在电视前看春晚，听到主持人用温暖的声音说：“爆竹声声辞旧岁，张灯结彩迎新年”，孩子在旁边疑惑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呀？”不知怎么的，喉咙竟然涌上了一股难言的哽咽。那时的故事，真实而生动，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怀念不已。那些美好的年代，转瞬即逝，眨眼间，几十年已悄然过去。

那时，过大年虽然有一些乐趣，但更多的是寒酸与无奈。物资紧缺，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我们有糖票、肉票、鱼票、糕点票、烟票等，每天清晨早早地站队，排着长队去买东西。如果店里的人认识我父母，或许能买到一些优质的商品，不认识的人只能看运气。我记得有一次，拿着鱼票去买鱼，在排队时不小心把票弄丢了。当时爸爸气得当场打了我两个耳光，虽然我哭得满脸是泪，但依旧没找到票，真是倒霉透顶。现在回想起来，心里仍有一丝委屈。大年三十，妈妈给我们分发糖块，把糖块放在破旧的棉袄兜里，糖纸都磨破了，但我们舍不得吃。年三十的炖肉吃完后，直到初二、三也吃不到肉，直到初五才吃上炖饺子，年也就这么过去了。那些往事，如今回想起来，真是让人心酸。

小时候的我们最盼望过年，那时能吃上一顿水饺，去亲戚家吃顿好饭。平时，我们连一口肉都吃不上，更别提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了。过年时，最让我们高兴的是穿新衣服、穿新鞋、拿到压岁钱，还可以买鞭炮，吃上肉菜。我们会提着自己做的小灯笼，和伙伴们一起玩耍。那时候，过年的日子总是感觉特别慢，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那些平时很少见的好吃的东西。生产队的伙食一般是大锅饭，按人头平均分配，好的东西大家都有，条件差的家庭则分不到多少。我们队的条件相对好，分配的东西不少，有猪肉、豆腐、粉条、麻花和大包蔬菜，春节期间还会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场面热闹非凡。中华美德的宣扬也从未停歇，儿时的记忆总是让人莞尔一笑。

我们这儿有句顺口溜：“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初一的水饺就动手，口粮够不够，三百六，布票穿不穿，三尺三。”那个贫穷的年代，早已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不清楚城市里的人有多少布票，但我知道，农村人每年都能分到一丈八尺的布票，一丈八尺布足够做三件衣服。大部分人穿的衣服都破旧，因为当时的布料耐磨性差，加上劳动强度大，很多人家里没有钱，所以布票常常用不完。没有钱买布的，就会把布票卖掉。如果卖不出去，第二年这些票就会作废。就这么简单，票虽不多，却因为贫穷而常常用不上。

回忆起那个时代的节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冬至和过年。这两个节日几乎成了我们全村最期待的时刻。冬至前，生产队就开始宰羊。那时家家户户都养猪，集体还养了不少羊，冬至前几天，大家就开始准备宰羊，因为有吃饺子的传统。羊的悲哀声和人们忙碌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而我们孩子的眼中则充满了期待。每家都会分到几斤羊肉。到了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杀猪，通常是从二十号左右开始。分猪肉时会按人头分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猪肉格外香。尤其是冬至吃饺子，锅里羊肉的味道能在几天内弥漫开来，记忆中的羊肉，比如今天天都能吃到的肉更加美味。

在计划经济时代，南北差异也很大。北方过年大多是吃饺子，而南方则以大米饭为主。腊月三十的那顿饭，全是大米饭，没有像土豆、红薯或玉米这样的杂粮。每家人得到的布票都不多，基本只能做一两件衣服，而食用油大多是队里自种的油菜籽榨出的，一家人一年也只有一两斤。尽管如此，老百姓依然非常看重过年，既可以休息几天，又能在这些天里享用到平时吃不到的美食，香烟、酒也不是随便能买到的，买这些东西得靠票和钱。

说到过年，生产队通常会安排宰猪。虽然是社员自家杀猪，但仍需要履行一系列手续。记得小时候，我家养的是黑猪，长得特别慢，一年才长到二百斤左右。每年杀猪，猪肉分配下来，一家五六口人能分到五十斤肉，算是相当不错了。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会把过年吃的肉尽量分配好，吃得心满意足。

如今，村里的池塘早已干涸，那些童年时捉鱼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冬天抽干池塘，看到那些满塘的鱼跃出水面，我们一群孩子手舞足蹈，欢声笑语不停。虽然那时冬天特别寒冷，但大家却乐在其中。池塘里的鱼要喂青草，偶尔也要进行一次捕捞。每年的捕捞结束后，大家都会排队拿着篮子和桶分鱼，欢笑声、打趣声此起彼伏，分到鱼时，大家都会尽情享受那份欢乐。

那个时代的记忆至今难以忘怀，虽然如今的生活条件远远好过当年，但对于那些单纯而又温暖的时光，仍然满怀怀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