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 刘健

说起卡夫卡的中国因缘，大部分人都会想到著名短文《中国长城建造时》以及在卡夫卡文本世界中始终若有若无的“道”或“法”，实际上，中国要素同样出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甚至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卡夫卡与菲莉斯·鲍尔曲折幽深的感情纠葛历来是读者借以进入卡夫卡作品世界的一把钥匙，而中国清朝诗人、随园主人袁枚的一首小诗《寒夜》则在跨文化的误解与投射中被卷入卡夫卡的情惑。

《卡夫卡致菲莉斯?鲍尔书信集》（2015），封面为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唯一合照，摄于1912年。

卡夫卡与菲莉斯分分合合的感情一共持续了五年（1912-1917）。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好友马克斯·布洛德家的晚宴上认识了菲莉斯。他起初对这位女士外表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一开始误以为她是“女佣”，但也是在当晚，卡夫卡作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本文对卡夫卡日记以及书信集的引用，均出自《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两人在此之后就进入了书信往来并时常会面的感情轨迹。1913年初，在经历了几番挣扎与思考后，卡夫卡写信求婚，但之后又出现了退缩的情绪。1914年7月，菲莉斯携妹妹和女友对卡夫卡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婚约随即解除。1915年初，二人重逢。1917年7月，再度订婚，同年底，婚约再度解除。

卡夫卡的恐婚，大抵是卡夫卡研究界和爱好者的“常识”，上述曲折纠结的感情历程也被无数读者解读，他们试图通过宗教、精神分析、社会学分析等等视角透视这层关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认为卡夫卡有亲近感恐惧症，这让他始终游离于亲密关系之外；卡夫卡传记作者莱纳·施塔赫认为他有原罪思想，过度检讨，以至于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也有人认为卡夫卡干脆有人格障碍和心理疾病，更有甚者，如法国作家达尼埃尔·德玛尔凯在《卡夫卡与少女们》中将其描绘成患有“少女饥渴症”的控制狂。

传记书信等“外文本”对于卡夫卡研究来说具有迷人而危险的诱惑力，一方面提供了诸多令读者豁然开朗的材料，另一方面也陷入用卡夫卡本人生平推导其作品内涵的陷阱。在感情纠葛的五年中，二人聚少离多，主要以书信联系，由于分手后卡夫卡将菲莉斯的来信付之一炬，所以我们作为后世读者只能看到卡夫卡的去信，这条独白的单向街由356封信和146张明信片组成，它的终点是这场失败的感情，沿途的风景晦暗不明，略过他的挣扎，她的痛苦，但处处蛛丝马迹似又指向卡夫卡作品迷宫的某个出路。

卡夫卡首次向菲莉斯提及这首诗是在1912年11月24日，为了向菲莉斯证明熬夜是男人的特权，卡夫卡在信中抄写袁枚的这首《寒夜》，并指出这首诗“必须细细品味”。全诗如下：

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

卡夫卡读到的德文翻译出自德国作家汉斯·海尔曼（Hans Heilmann）的《中国抒情诗：从公元前12世纪至今》（1905，下图），书中收录李白、王维、杜甫等诗人作品。《寒夜》的译文是基于《白玉诗书》（俞第德，1867）等多部法文、英文译本转译、再创作而成。

对于20世纪初的欧洲知识分子来说，阅读中国古典诗歌和文学作品是一种流行风尚，卡夫卡自然不会例外。曾启发古斯塔夫·马勒创作《大地之歌》的另一部诗集《中国之笛》（1912）、著名学者马丁·布伯基于《聊斋志异》翻译的《中国鬼怪和爱情故事》、卫礼贤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等都是卡夫卡书房中的架上宾。

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提及这首诗时的语境。此时两人相识不过几个月，但进展迅速，卡夫卡几乎每日都要写信给菲莉斯。这段时间也是卡夫卡文学灵感的迸发期，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失踪者》的写作，并于1912年9月23日一夜写就了短篇小说《判决》（Das Urteil），并在这篇充满婚姻、责任、背叛隐喻的故事的开头写上“献给菲”（Für F.）。

然而正因如此，艺术苦行与情感交往之间的不可融合性也直白地呈现在卡夫卡面前，卡夫卡总是因为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感到压抑，这一点在写作方面尤其明显。布洛德曾写信给菲莉斯解释，卡夫卡写作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不写，卡夫卡的许多手稿都明确记载了写作的日期和钟点，可见其投入程度。1912年11月初，菲莉斯曾劝卡夫卡适度工作，在节假日休息，这样善意的关心却引来卡夫卡的强烈反应，他在5日的回信中说到，“‘适度’已经给人造成了足够的弱点。难道我在我这唯一拥有的一小块土地上还不能使出我全身的力量吗？”卡夫卡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及“献身”，其中既包含了一心一意的爱情，自然也包含义无反顾的艺术修行。他要做的决定似乎呼之欲出：卡夫卡不仅向布洛德透露要终止关系的意向，甚至在11月9日给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您不能再给我写信了，我也将不能再给您写信了。我的信可能给您带来不幸，我是无可救药了。”

三天后，卡夫卡再次做出了卡夫卡式的矛盾行为，他寄出了一封看起来像是分手信的表白书：“我想请求您，每周只给我写一封信就行了，并让我每次都是在星期天收到您的信……满脑子想的都是您，我是属于你的……我请求你：让我们算了吧，如果我们还热爱自己的生命的话。”“您”与“你”称呼的混用也体现出卡夫卡对这段关系究竟应走向何方的踟蹰，或许是爱情的欲擒故纵，或许是艺术苦行与情感间的彷徨。无论如何，在这封信之后，二人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显然，菲莉斯做出了让步，接受要为艺术而非爱情献身的卡夫卡。

然而，这条无意识的线索并未断绝，卡夫卡在1912年至1913年间不断彷徨于艺术与世俗之间的抉择。夜读而不得的中国书生和他被夺走灯，成了卡夫卡无意识中文学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矛盾的象征。卡夫卡在1913年1月19日的整封信都在讨论这首诗：

“最亲爱的，不要低估那位中国妇女的坚强！直到凌晨——我不知道书中是否注明了钟点——她一直醒着躺在床上，灯光令她难以入睡，但她一声不吭躺着，也许试图用目光把学者从书本中拉出来……终于她忍受不住，把灯从他身边拿开，其实这样做完全正确，有助于他的健康，但愿无损于他的研究工作，加深他们的爱情……”

似乎卡夫卡觉得这封信未达其意，三天后，他提醒菲莉斯这首诗对于他们来说“意义很重大”，因这首诗中的“美人”并不是妻子，而是女友（德文翻译为Freundin）。卡夫卡在19日信中提到的诗中妇女的“坚强”，德文原文为“Standhaftigkeit”，也可以理解为“执着”，甚至“不依不饶”。在卡夫卡的解读中，“美人含怒夺灯去”这个情侣之间的闲趣游戏俨然成了这位“固执”妇女压抑怒火而不得的结果，在他看来，尽管她的目的是提醒男友不要熬夜，但已然是“夺”去他的自由。更糟的是，若“美人”仅仅是女友，那么“夺灯”尚可能作为游戏出现，就像卡夫卡与菲莉斯现阶段关于是否要熬夜，是否要适度写作的讨论。如果结婚，“夺灯”便不再是游戏，当佳人成为家人，“夺灯去”这样的插曲将成为日常，“夺”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事件，这样的管束还是菲莉斯作为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卡夫卡带着惊恐问道，如果这首诗代表着“整个共同的生活，是围绕灯而斗争的生活，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

1919年1月14日夜，卡夫卡想起诗中那位中国书生时曾模拟过婚后的生活：“有一次你写道，当我写作的时候，你愿坐在我身边；你只要想想就会知道，那种情况下我不能写作。”显然，作家身份与丈夫身份的差异日益明晰地摆在卡夫卡面前，他由此畅想出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书写工具和台灯住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寒夜》中“灯”的意象再次出现，为了不让灯被夺去，他要舍弃“锦衾”，舍弃“美人”，去地窖，去苦行。然而，就如同卡夫卡所有的作品，如同他所有的言行都是晦暗不明、前后彳亍一样，他在信的最后又哀求着“问郎知是几更天”的关怀与爱：“请不要不理睬我这个地窖居民！”

这篇“撒狗粮”的小诗在中文语境中本没有太多阐释的空间，然而，对于一直在他律与自律中苦苦挣扎的卡夫卡来说，当嗔怪的“怒夺”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剥夺，缱绻的词句便就成了卡夫卡口中“那么可怕的诗”。袁枚绝不会想到，他描写生活情趣的小诗在完全不同的时空中被这位纠结的布拉格人如此误读，竟产生了心有灵犀的感触。卡夫卡应该也不会想到，他竟在遥远中国的一位书生身上看到他所有的苦恼与困惑，在遥远东方的烛光里看到他险要幻灭的艺术理想。就如在爱情中一样，误解正是跨文化遥望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