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杜凤治，为什么被称为“凤毛麟”？

古代的小说戏文里，包拯断案如神、执法如山，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包青天”。但在古代官场，“青天大老爷”实属凤毛麟角，“葫芦僧判葫芦案”才是官场常态。晚清官员杜凤治在广东为官十几年，留下370多万字的日记，其中就有大量“判葫芦案”的记载，堪称一部纪实版的“官场现形记”。

8月14日，第十八场“岭南文化新讲”在广州楠枫书院举行，《杜凤治日记》点校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以“《杜凤治日记》里的办案故事”为题，分享自己对日记中办案记录的研究成果。该书的责任编辑张贤明也来到现场，与邱捷教授展开对谈。

“《杜凤治日记》里的办案故事”分享会现场，座无虚席。

据介绍，《杜凤治日记》点校本2021年出版以来，受到各界一致好评，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两年时间里已两次重印，显示了这部书的巨大价值。

《杜凤治日记》点校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

违法判案成为官场常态

邱捷教授指出，在清代，州县官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相当于县长、全部县局长、县法院院长兼唯一法官、主任法医等职务一肩挑。州县官有权审结“自理”案件（即民事案件和轻微刑案），稍为重大的案件只有初审的权责，需拟定“看语”后上报上级定夺。

清代州县官办案时限有严格规定，寻常命案限一个月，自理案件限20日，超过期限就要受处分甚至免职。这种规定完全脱离实际，在今天都不容易，何况古代。既然人人都做不到，那自然就无人在意法律了。因此，当时州县官办案时最常见的应对办法就是“借盗销案”，让某案的案犯承担其他多个案件的罪责，或者瞒报少报，重案轻报等。

清朝对司法文书的要求非常苛刻，州县上报的司法文书，往往被上级百般挑剔。同治七年，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挑剔杜凤治上报文书中没有分清“抢”和“劫”，借此敲诈了杜凤治很多银两。

但州县官看似受到很多法律约束，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常违法办案。在杜凤治的日记里，几乎没有一个案子是依法办的。

比如罚金。清朝法律没有规定罚金，但杜凤治对罚金情有独钟，对于没有后台的土财主，一开口就是罚一千两几百两，无须任何法律依据。清朝州县财政公私不分，这些罚金很多都进了州县官自己的口袋。

又如刑讯。清律允许刑讯，但对刑具的种类、形状、重量以及刑讯对象都有严格规定。杜凤治经常违法进行刑讯逼供，不仅对疑犯，也对证人、知情人等。他曾用酷刑打死3个盗匪疑犯，最后伪造口供，上报病死了事。

再如拘禁。清律当中徒刑最高是3年，但杜凤治关人完全没有谱。他曾把一个疑犯关了14年，一人被控偷牛关了7年。证人乃至苦主也逃不掉，有个证人被关了10年，有个受害人家属被关押数月，最后只说是忘记放了。一关一放，都是牟利的机会。

还有死刑。清律规定，州县官并无判处死刑的权力，必须层层上报，当时全广东每年按正常程序判死刑的案犯不超过几十人。但据杜凤治记载，仅广州一地，他每年监斩的疑犯就数以千计。这种绕过法律程序的做法在晚清非常普遍，各级官员皆是如此。原来层层上报案件时，每一级都要“吃拿卡要”，层层打点下来，一个死刑案要费银几百两。对地方官而言，绕开法律“就地处决”才省钱省力。

邱捷教授以《杜凤治日记》里的真实案例说明，违法判案成为晚清官场常态。

杜凤治虽谋私利，但人性未泯

杜凤治是浙江山阴人，举人出身，1866年至1880年在广东任职，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知县及罗定州知州。他头脑很聪明，忠于朝廷、信奉纲常伦理，天生是当官的料。清朝的制度设计导致“无官不贪”，杜凤治也不例外，在粤期间赚了四五万两白银，按金价估算约值今天3500万元。在邱捷教授看来，杜凤治不可能真正爱民，但他也有人性的一面，对穷苦人有一定的同情。在晚清，杜凤治可算是一个正常的、有代表性的地方官员。“杜凤治的道德不算坏，但又经常不顾事实、违法办案。这其中除了客观条件，杜凤治的主观因素也值得关注。这些在《杜凤治日记》中多有体现。”

邱捷教授认为，首先，维护自身利益肯定是放在首位的。州县官办案，缺少编制，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现实利益成为首要考虑。办案可以给州县官带来额外收入，但也有可能要上下打点，增加支出，因此时时要做“成本核算”。还有是否让上司弹劾或有看法，是否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些杜凤治都会通盘斟酌，找出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如果不顾事实、违反法律的做法对自己更有利，又不至于有后果，他就会果断把事实和法律抛诸脑后。

其次是官僚阶层的群体利益。杜凤治几次遇到求平反的冤案，但他很清楚一旦翻案，前面办案的官员就会受到追究，因此他明知是冤案也坚决不平反。知县齐同浩是杜凤治的官场对头，齐同浩儿子与仆妇有染，后来仆妇自杀。但杜凤治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按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设法改动口供，摆平苦主。这事果然为杜凤治赢得了官员群体的好评。

还有维护士绅阶层的利益。西关大绅梁肇晋之妻的轿子被人碰坏，本不是什么大事，杜凤治却把当事人判了“永远监禁”。其实清律中并无“永远监禁”的刑罚，杜凤治枉法判决，就是为了与豪门大族搞好关系。

清代把老百姓爱打官司称作“健讼”，帮别人打官司称作“扛讼”，杜凤治对此常常予以打压，既为减少讼案，更为维护官僚阶层的权威。遇到能说会道的当事人，哪怕是受害一方，也要让他吃点苦头。帮人打官司的“讼棍”更是要予以惩处。如罗定人欧临昌之女被人抢婚，杜凤治将抢婚者从宽惩处，也未判决赔偿。欧临昌作为苦主，不满判决提起上诉，反被杜凤治拘押、打三百大板，逼其供出教唆的“讼棍”。

大事化小也是常见的做法。大案多毕竟有碍官声，如果榨不出油水，还要杜凤治自掏腰包解决经费。因此他会通过瞒报、轻报等手段，或让族绅、局绅私下处理，使案件不进入司法程序。其中可能也有同情穷苦人的心理，他日记里说，“衙门官司不可沾着，一沾即可破家。”有时遇到当事人是穷人，他会自掏腰包补贴当事人，以求尽快了结。

总而言之，从一部《杜凤治日记》可以看出，由于政治、社会环境腐败，制度设计弊病丛生，地方司法资源不足等种种原因，清朝地方官员对于维护正义既无能力，更无动机。清朝不仅没有近代标准的司法公正，即使以清朝法律为标准，也毫无法治可言。一个细节是，370万字的日记里，竟无一个文官因贪赃枉法而受到追究。

邱捷教授指出，370万字的日记里，竟无一名文官因贪赃枉法而受到追究。

《杜凤治日记》点校本的出版价值

《杜凤治日记》是存世清朝州县官日记中分量最大的一部，且毫不隐讳，有闻必录。它的点校出版，对史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杜凤治日记》原稿封面。

以往对清代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都偏重于论述官员们“如何办案”，对于“为何如此办案”，由于缺乏可信史料，做深入分析的不多。同时，以往更重视对档案、公牍的研究，这些官方文书经过重重修饰，同实际情况难免有所差异。

而《杜凤治日记》由于日记的私密性，更能反映晚清司法的原貌。日记中记录了办案时的观察、疑问、分析、判断以及处置的理由，真实记录了自己不顾案情、违法办案时的种种考量。官员在审案判案中经常会任性妄为，但过后往往又要千方百计收拾摊子。这些内容在其他史料中是比较罕见的。

对于研究晚清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研究广东地方史、岭南文化等，《杜凤治日记》也有很高的价值。杜凤治作为浙江人，在文化上很有优越感，看不起广东人。他批评广东士绅“重财货”“轻廉耻”，不安本分，民风彪悍。他不止一次写道，广东将来会成为“天下大乱”的策源地。

但用《杜凤治日记》开展研究，在以往实属不易。日记原稿在中山大学存放了半个多世纪，2007年曾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这期间虽有学者引用过，但数量不多，其研究价值仍未能充分利用。个中原因，主要是日记原稿实在难读。杜凤治字体潦草，又写得密密麻麻，很多文字根本难以辨认，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阻碍。而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古籍整理跟外文翻译一样，并不受重视。这样的工作，全靠情怀和爱好。

《杜凤治日记》原稿在中山大学存放了半个多世纪，2007年曾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邱捷教授退休后，接下了《杜凤治日记》的点校工作。他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一起，花费十年之功，对370万字原稿进行整理、校勘、标点、注释，并于2021年完成出版。在已有影印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点校本采用简体横排，以便研究者使用。点校本出版后，《杜凤治日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引用次数多了很多，诞生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邱捷教授说，《杜凤治日记》当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比如杜凤治对于选官时花钱插队的记载，古代官员私交的记载，都非常生动有趣。如果能改变成影视剧，比以往的影视剧会更加真实、极具特色。凭借这部日记，也许杜凤治会成为清朝最著名的州县官。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讲座前夕，南方传媒主办的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正式获批成立。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古籍资源。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设立后，岭南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将进一步提速，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杜凤治日记》这样的精品古籍与世人见面。

采写：南都记者周佩文通讯员吴启东

摄影：南都记者周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