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吏部尚书和督抚谁的权力更大？

我们在讲到清代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时，很多人都认为吏部权力最大，位于六部之首。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事实上，清中后期以后，从任免州县官这个角度来看，吏部尚书的权力甚至还不如各省督抚。

清代的六部沿袭明代，但又有一定的变化，最突出的体现便是皇权得到了高度集中。明代吏部在选任官员方面具有很大话语权，上至大学士、下至州县官，无一例外都要经过吏部的点头方能实施。而清代的吏部受到了种种的限制，不仅丧失了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就是连州县官的任免权也被各省的督抚侵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吏部选定的州县官，到省后并不能得到实缺

按照清代的惯例，州县官的铨选除了要缺之外，剩下的中缺、简缺例由吏部任免，这部分人数众多。朝廷规定，州县官拿到任命书后便分发各省，到省后经督抚考察，如无明显不能胜任的证据，即须令其赴任。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督抚往往将吏部任命的州县官留省而不令其到任。这种情况早在清中叶就已存在。乾隆四十七年吏部上奏乾隆帝，建议对中情况加以禁止，规定：“凡新选人员，必亲身到任后，将文凭申送缴销，由该管各上司出具实无在省逗留确切印结，申送藩司，核明加结，详送督抚，咨部存案。”如有违反，对各相关上司予以处分。

但各省督抚暗箱操作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久而久之，吏部铨选的州县官到省后必须经督抚批准方能到任。根据咸丰年间先后任福建、江西布政使的张集馨的记载，当时福建的情况就是“部送知县，多不令其到任”。这些州县官被迫留省候补，一拖就是四五年。

第二，以署理代替正式调补，并任意更调实缺官长期署理他职

各省督抚为了争夺州县官的任免大权，与吏部形成了反制。按制度，吏部铨选出来的州县官应当以实缺任命，可是到省后，大多数情况都是将他们安排在署理的岗位，或者是将实缺官员调离本缺前往署理，而将实缺重新委派他人。

打个比方，如吏部选定了江苏省昆山县知县张某，以制度而言，张某应该是昆山县知县的实缺，到省后须马上赴任。可是督抚却将他改为署理知县，或者是将他调到其他县为署理知县，而昆山知县的实缺却重新安排人选上任。

督抚正是通过委署、调署，排挤了吏部的人选，对经吏部审查、皇帝批准的实缺官员任意更调，从而极大地扩张了他们任用州县官的权力。

到了晚清时期，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而且当时州县官任期普遍缩短，更调十分频繁。一位名叫张振鐄的广西举人，27岁经举人大挑以知县用，33岁首次署缺，此后先后在江苏安东、铜山、兴化、六合、盐城、丰县6个县署理知县共7任，署理时间合计十余年，而直到50岁一直未获实缺。

第三，侵蚀吏部的任免权

上面讲到，清代的州县缺大多为就简缺，数量众多，吏部通过铨选任用州县官，是中央控制州县官的任免权、防止被各省督抚侵夺的重要途径。然而至咸同之后，州县官的任用权却逐渐被督抚侵蚀。

按照定例，除了州县官升、调所遗之缺归督抚题补外，其余都归吏部铨选。清代选缺官员出缺，有十二种情况：升、调、病、故、休、撤回、改教、回避、终养、丁忧、参革、降补。

定例遇有升、调、病、故、休的情况，由候补人员中选用；遇有终养、改教、撤回、降补、回避的情况，则以进士即用知县和候补知县轮流任用；遇丁忧、参革的情况，则专以军功候补人员任用。显然，在这种制度下，即用知县、捐班候补知县和军功保举知县三个班次，在补缺时占据优势地位。

也就是说，地方督抚原本在州县官任免权上并无太多的空间，大多数州县缺都掌握在吏部手中。但是到了同治、光绪以后，地方督抚不断上奏，建议朝廷在原来升、调的基础上，再加上终养、丁忧、撤回、改教、回避、降补六项任免权归地方所有，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督抚因此取得了大多数州县官的任免权。

事实上，从清中期以后，吏部和各省督抚在州县官的任免权上一直存在互相争夺的情况，从实际运作中来看，的确也是督抚占据了上风。尤其是晚清中央军政大权下移后，这种现象就更加普遍了，督抚有时还将权力之手伸到外省。可见，到了晚清吏部的权力已经收到严重侵蚀，吏部尚书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天官”实际权力还不如督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