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受军民爱戴，被冤杀后多人为其伸冤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谋得更大的利益，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东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坚船利炮横跨印度洋，鸦片战争爆发。

1841年8月的一天，英方一艘名为纳尔不达号的战船突然攻击基隆地区，企图将硝烟战火持续下去，为英方推动鸦片战争的进程。

英军的想法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他们遇上了当时的台湾道——姚莹。

在姚莹冷静又果断的指挥下，清军付出了最小的代价，迅速将其击沉。

到了次年的1月，又有一艘名叫阿恩号的英船如法炮制，企图侵袭台湾的大安港。训练精良的将士们得到信号后，立刻准备起来。他们迅速到达自己的岗位，最后检查武器装备，枪械完备，弹药充足，所有人紧绷着一根神经，紧盯着海面上逐渐靠近的外国面孔。

这一瞬间，世界都仿佛安静了下来。直到双方指挥官一声令下，战斗爆发，一门门巨炮瞄准海上的战船，吞吐着火舌，空气里全都是火药的味道。接受过严苛训练的将士们，对击沉这个海上的活靶子，都有着十足的信心。

没过多久，虽然英军的拼命反抗也对清军造成了一定损失，但是战斗还是不出所料的胜利了。英军除了有多人阵亡以外，还有约150名印度人和30名英国人被俘。清军可以称得上大获全胜。

这两场统称为大安之役的战斗，清军的头脑核心，正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姚莹。

一位真正“爱台湾”的人

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有点陌生，但是提起近代倡导“开眼看世界”的另外两人，林则徐和魏源，诸位一定耳熟能详。

姚莹是安徽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出生。

从家世上说，他是那位著有《惜抱轩全集》的姚鼐的侄孙。他从小就非常热爱学习，对读书的渴望更是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步：只要有书，没有一本是他不想看两眼的。甚至到了“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的程度。

意思是说，他的学识相当丰富，不仅知识面很广，而且对某些领域都钻得很深，很有研究。在每一次创作之中，都不需要特意思考很久，就能够出口成章，想法颇丰。

嘉庆十三年，即1808年，二十三岁的姚莹中了进士，次年就被招入了粤都百龄幕府，他就是从这段经历中，得知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屡次有海盗骚扰一事，他悄悄地就上了心。

嘉庆二十一年，即1816年，他前往福建平和县担任知县，次年又调任龙溪知县。

姚莹是个非常体恤民情、深得民心的人，在他担任知县的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做事干脆，处事干练，能把自己的日常公务处理地井井有条。而且心怀正义，诛奸抑暴，对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非常痛恨。

在他的治理下，这两个县的治安情况都变得非常好，乡民之间分外和睦，对姚莹赞叹有加，对他的管辖和工作没有丝毫的不满，甚至有“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的美誉。

一个好官，走到哪里都会是好官。他赴台担任知县，后又任噶玛兰通判期间，曾经多方协调，仔细规划，建造衙署，并且改造了仰山书院。改造后的仰山书院，不仅房屋宽敞，景致幽深，而且有完备的教学和膳宿场所，环境甚好。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励当地乡民开垦土地，促进了汉族与高山族人民两族交好，四处都是一片和谐的景象。

可是，姚莹的官场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不久后，他因故被革职。据说，在他要离开时，“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

那么，姚莹这么一个清明的文官，怎么会和鸦片战争扯上关系呢？他又是怎样成为近代宣传“开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之一呢？

这要从道光十一年，即1831年说起。至一年，姚莹来到了京都，与龚自珍、魏源、张际亮和汤鹏等人相识，几位知识分子一见如故，他们一同研究经世之学，探讨国计民生和时政利病。这一切，都埋下了伏笔。

虽然姚莹在做官上的确很有一套，但是他在官场上的功成名就，离不开林则徐的推波助澜。

道光十二年，即1832年之后的几年，道光皇帝下诏，要求朝廷内外大肆举荐人才，这下，姚莹有了出头的机会。经过两江总督陶澍和当时身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大力举荐，姚莹再次升职。

到了道光十六年，姚莹入都，得见了道光帝。道光皇帝想到之前林则徐的评语中说，这位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而且“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

这差不多算是把姚莹夸了个遍，既说他为人细心，大到山川地势，小到处理民情，全都尽心尽力，不会放过任何细节。做事又非常靠谱，不仅是士兵还是人民，都非常爱戴他。

道光帝需要的，不就是这样的人才吗？于是次年，姚莹就被授予台湾兵备道，同时赏了按察使的头衔，去往台湾。

姚莹虽然是个文官出身，但是在过去长达二十八年的为官生涯中，积累了相当多的见识，加上他始终对学习保持着一种狂热的态度，所以未必能说他用不好兵。而事实并非如此，他担任台湾道后，治绩非常好。

然而，仅仅过了四年，英国人就带着洋枪洋炮和大量的鸦片气势汹汹的到来，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一切安排在战争面前都只能向后靠。彼时正在台湾为官的姚莹，奉命严加镇守。

整个东南海地区都笼罩在备战的紧张气氛中，而我们的宝岛台湾，无论是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战略意义上，都是英军的重点关注对象。正在世界版图上拼命扩张、侵略成性的英军，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块领土早日收入囊中，这也加剧了台湾的形势。

更不巧的是，1841年8月，福建厦门先台湾一步陷落。这就相当于直接切断了大陆对台湾岛最主要的一支物资供应线，没了食物和日用品，岛民们吃什么用什么？台湾岛的自给自足能撑到什么时候？那么军队又能坚持多久？沦陷不过是“指日可待”的吗？

这猝不及防的局势变化更是让岛内人心惶惶，而英军也没有停止对台湾的骚扰，屡屡进犯。

这可真的是内忧外患的紧张局面了，但是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们知道，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绝对不能轻易放弃，把这片土地拱手赠与他人。

他们同心协力，积极布防，多次交流意见，针对台湾不断变化的情况及时做出修改，这场台湾保卫战，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这其中，姚莹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行军打仗，贵在用兵。东西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能主导战场最重要的因素，永远都是人。

于是他强调，“务在简、严”，意思就是抓住大的方向，而不过于苛责细节。这一下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将士众多，性格各异，而这条规则对大部分的士兵都很适用。

士兵没有怨言，自然就有凝聚力，整个军队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这就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战争中也能够同仇敌忾，劲儿往一处使，给敌军以更大的伤害。

第二就是改善武器状况，添置军事设施。鸦片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姚莹敏锐地感知到，敌人既然从海上来，那么自己所在的台湾迟早有一天会变成战场。于是他立即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申请，要求加强台湾的防守能力。

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在之后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大提升了台湾的军事作战能力。

不仅如此，除了正规清军，姚莹还想到，可以调集民兵为我所用。他在督查各方事宜的途中，就有意识地令各地训练民兵。到了1842年的时候，各地民兵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7,000余人，甚至远超正规军。

这些民兵在战时调用时由部队拨口粮，平时则不领经费。既能节约军费，又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岂不是一举两得。

除了以上三点积极的做法，姚莹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点。那就是台湾地区有许多游民，这些游民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居所，是社会上非常不稳定的一股势力。

也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历史上很多趁火打劫、树旗滋事的例子，大多数都是游民所为。若是真的开战了，那样紧张的局势下，官方根本没有精力来管这些事，到时候两面夹击，台湾必失。

因此，姚莹在解决游民的问题上，采取了将他们编入各庄保甲的做法，并且由各庄进行内部的约束。这一举措立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游民滋事的数量呈跳水式下降。而这一切都为之后精心准备台湾保卫战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场为人称道的大安之役的胜利。

然而，即便姚莹在战场中力挽狂澜，使清军大获全胜，也依然无法改变整个中国的战局。

两个月后，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英国也趁此机会，找了姚莹的麻烦。

一介文官出身，却能让英军屡屡吃亏。这群小心眼的外国人坐不住了，他们逼迫清政府追究他将那些俘虏全部斩首之罪，并以开战来威胁。

他们谎称那些俘虏只是难民，而那艘商船是因为在台湾海峡遭遇了台风，所以才被吹到台湾的，可是却被官兵贸然杀害，他们要讨个说法。

但姚莹完全不吃这一套，他当即站出来，毫不留情地戳穿英军的谎言。首先，英军被俘期间，台湾海峡并没有台风，这完全是杜撰，是无稽之谈。其二，在被俘获的英船上发现的兵器、旗帜、海图等，都证明这艘英船曾经参加过战争，而不仅仅是普通的商船。

除此之外，这艘“商船”上还设有炮台。赢的时候就是兵船，输的时候就自动变成“商船”，姚莹冷笑道，英军混淆是非、胡搅蛮缠的功力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且，姚莹只是个地方官，杀俘虏这种事，没有清政府的授意他敢擅自决定吗？可是这种时候，清政府需要一个出来背锅的人，而姚莹无疑成了最合适的牺牲品。

他因此下狱，关于他的事，上到道光帝，下到台湾人民，人人都知道姚莹含冤。他的遭遇终于激起了爱国人士和人民的愤怒。人们为了他走上街头，振臂高呼，来势汹汹。记载中说“几乎激成兵变”。

道光帝迫于压力，不得不赦免其出狱，但是同时为了堵英国人的嘴，要职是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了，并且将其发配至了偏远的四川等地。

但是，姚莹却并没有自暴自弃，浑浑噩噩地度过余生，反而向新的领域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文学大家

这一路艰险异常，但是姚莹却安之若素。年轻时在治国和战场上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像他这样自身品行坚定的人，即使是离开了施展拳脚的环境，依然能从逆境中开出灿烂的花。

在这段时间里，姚莹远离了祖国的东南部和中部，远离了战场和官场的喧嚣。虽然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历，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土地，用自己的双眼去看绚丽的色彩。

这一时期，他系统地考察了自己所经过的地区，包括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他重新拾起自己对学习和读书的热爱，并且参考了各种古书和西洋人编纂的书籍。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康经纪行》一书，多达15卷，还有一卷附图。

也是在这本书中，他审时度势地提出，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地抵抗来自西方的侵略者，那么。学习他们现金的自然科学技术是必要的，而且正如古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必须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情况。

同时，他还在书中用非常警醒的语气说，一定要防范英国侵略者对于西藏地区的侵略。姚莹知道，祖国的中西部作为大后方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失去，那么亡国不远矣！

这部书，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起，都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姚莹也无愧于“开眼看世界”的先驱。

姚莹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从闭关锁国的独立状态，经过战争的洗礼，逐渐同世界的脉搏连成一体的关键节点。在这样艰难的大背景下，姚莹为官可以同军民仅仅依靠在一起，即使被流放也惦念祖国，从不因自己的遭遇感到怀恨在心，实有大智慧者。

他为了保卫台湾，保护台湾的民众，呕心沥血，正是中华民族竭力反抗外国入侵者的标杆，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