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得罪了秦始皇被杀，是怎么就变成“坑儒”的呢？

上一讲留下一个问题：不论方士们出了多大的难题，也不论有没有存心刁难的成分，秦始皇都能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但神仙和不死药毕竟虚无缥缈，方士们总要想个脱身之计，不然的话，等到秦始皇失去耐心，追问成果的时候，就该是自己的死期了。那么，他们能怎么办呢？

卢生逃跑

办法是有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资治通鉴》的记载相当简略，说侯生和卢生私下议论秦始皇，对这位老板很不满意，于是连个招呼都没打，直接逃跑了。他们到底议论了什么，按说不应该有外人知道，但《史记》竟然有详细记载——内容来源的可靠性和内容的真实性显然都很可疑，但即便这些话通通是旁人编造的，倒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秦始皇的一般印象。

话是这么说的：“皇帝的为人啊，天生刚愎自用，平定天下之后志得意满，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第一人。皇帝治国全靠狱吏，身边受宠的官员全是狱吏，博士官虽然有70号人，看上去阵容不弱，但只是摆设而已。官员们自丞相以下，谁都拿不了主意，事无巨细全凭皇帝一人决断。皇帝很享受刑罚和杀戮带来的治理效果，这就使得天下人噤若寒蝉，但求自保，不敢对皇帝尽忠。皇帝听不到忠言，越发骄傲自满。臣下但求无过，只好夹着尾巴混日子。

朝廷法律有明文规定，搞预测的人，预测结果一旦和事实不符，就是死罪。然而现实情况是，占星术士300多人，没一个不是高手，但也没一个敢说真话，只会阿谀奉承。皇帝事事亲力亲为，甚至用秤来称量公文，还给每天要处理的公文数量设置了一个定额，没处理完就不休息。皇帝迷恋权力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得到仙药呢？”

这段内容，展现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模式。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秦国模式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了，那就是集权化会自动加速权力上移，皇帝变成了帝国的大脑。皇帝如果可以一直保持圣明，帝国就会飞速发展，效率胜过任何体制，人人感念皇恩浩荡，而一旦皇帝犯了一点糊涂，或是出了一点意外，帝国就有可能伤筋动骨。所以后来汉朝建国，黄老之道流行，“无为而治”成为政治主旋律，是有着对症下药，矫枉需要过正的意思。

侯生和卢生的议论，即便是好事者编造的，显然也是站在方士的立场，所以仙药不但是存在的，也是有机会寻到的，而之所以寻不到，只因为秦始皇权欲熏心，占星术也是可靠的，而之所以跟现实不合拍，只因为占星术士为了自保，不敢直言。

不验辄死

原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到底什么叫“兼方”，很难看懂。注释家们各有各的揣测，主流意见是：所谓兼方，是指同时掌握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方术。比如某人既懂占星术，又懂周易占卜，在其他时代正是“艺多不压身”的好榜样，但在秦朝就违法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法律呢，怎么想怎么不合情理。有人推测，这是秦政府为了让专业人士术业有专攻而采取的专项措施。但当我们把这个意思代入上下文里，始终感觉有点别扭。如果仅从上下文来做推断的话，那么全句的意图是控诉秦朝法律的严酷，所以“不得兼方”有可能说的是法律规定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不存在任何通融的余地，不论哪个专业的预测专家只要做出的预测没禁得起事实的检验，就会被依法处死。

在今天看来，如果秦朝真有这种法律制度的话，简直称得上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预测学的经典话术就是模棱两可，无法检验。假如人们真的可以拿出“不验辄死”的刚猛态度对待预测学的话，那么有很多预测会输的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从春秋时代的历史来看，贵族统治者以神道设教，龟卜专家、周易专家、占星术士这些人，其实都是搞宣传的。两国开仗之前，各自都会占卜，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仗却打输了，那也没关系，专家们可以搬出类似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种套路的解释，认为吉兆终于会得到验证。

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便真有“不验辄死”这种法律，即便真有“不得兼方”这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执法态度，方士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照样可以混得风生水起。这不，负责去找不死药的卢生一再失手，又一再捏造理由搪塞过关，徐市兴师动众，始终交不出任何成果，但秦始皇对他们，照旧要钱给钱，要人给人，绝没有半分亏待。

盛怒之下

所以我们不难想见，侯生和卢生的逃亡可把秦始皇气得不轻。在秦始皇看来，自己明明给了这些人极高的待遇，心也一直很诚，怎么能被这样背叛和诋毁呢？

盛怒之下，秦始皇安排御史大搞审讯。

审讯对象，《资治通鉴》和《史记》的原文都是“诸生”——“诸”的意思是“多”，“生”的意思是“学者”、“学生”，“诸生”泛指学术界人士。等到独尊儒术以后，“诸生”的指代范围就缩窄了，基本上就仅限于儒生了。

就这样，咸阳第一大案就在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正式开始了。案子能办到多大，不取决于案子本身，仅取决于办案人对案子有多重视。既然皇帝盛怒，那么在办案人员看来，无论多么重视都不为过。就这样，受审诸生张三供出李四，李四供出王五，牵连出了460多人，通通在咸阳坑杀，以儆效尤。

帝国各地的读书人和普通百姓听说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会不会生出物伤其类的情绪。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不知多少名所谓罪犯被强制迁徙到边境地带，等待他们的命运未必比咸阳诸生更好。

终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忍不住来提意见了，说诸生都是孔子的徒子徒孙，如果下这么重的手来惩办他们，恐怕会动摇天下人心。

这番话如同火上浇油，秦始皇一怒之下，把扶苏打发到上郡，在蒙恬的军营监军去了。

以上内容，就是“焚书坑儒”当中的“坑儒”事件。问题显而易见：明明是侯生、卢生这样的方士得罪了秦始皇，怎么就变成“坑儒”了呢？公子扶苏的那番劝谏，明确说出了“诸生皆诵法孔子”的话，也就是说，扶苏作为在场的目击者，历史大事件的亲历者，认为被坑杀的那些人都是诵读孔子的教诲，以孔子为榜样的学者，那么被杀的人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呢？再看那两名罪魁祸首，侯生和卢生，竟然成功脱身，从此再也不见于记载，难道秦政府的缉查能力这么糟糕的吗？

关于秦政府的缉查能力，我们倒不是第一次领教了。先前博浪沙遇刺，兰池宫遇盗，哪一个不是兴师动众折腾一通，最后却一无所获？侯生和卢生又有蓄谋，又有资源，能逃得掉倒也不算很令人意外。

但是，前两个问题怎么看怎么令人费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谓“焚书坑儒”，“焚书”和“坑儒”是两码事，都不是针对儒家而发起的残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