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庆历新政：历史的波折与个人的沉浮

欧阳修是历史上的流量人物，在文坛可谓举足轻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成功入选了“唐宋八大家”。不过，他虽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却在政坛上几无建树。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欧阳修，走近这位成功的文学家和失败的政治家，竭力还原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永丰人，谥号“文忠”，因此又被后世称为“欧阳文忠”。

随着盘踞西北的党项人日益壮大，终于成为北宋政权的最大隐患。尤其是，到了李元昊时期，他公然登基称帝并且与赵宋为敌，引发了双方连绵数年的宋夏战争。

果不其然，向来“守内虚外”的北宋军队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的三次战役中都接连落败。眼见北宋惨败，另一个强邻也不干了，辽国立即跳出来趁火打劫，要求在原来《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增加岁币数量。

为了避免出现腹背受敌的状况，北宋只得答应辽国的要求，史称“庆历增币”。这次修约以后，辽国终于停止南侵并且相约一起对付西夏，成功将战争拖入到了相持和消耗阶段。

本来就底子薄的西夏自然经不起这种长期的消耗，李元昊很快就捉襟见肘了，被迫退位取消帝号。并且，还得同时向北宋和辽国称臣，战势才逐渐得到了平息。

经此连番事件，北宋虽平定了西夏之乱，但自身也“自损八百”，原本被隐藏的诸多危机全部都显现了出来。内忧外患之下，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进行变革，意图中兴大宋。

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动下，以宋仁宗批准《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为标志，北宋开始了以“明黜陟、行贡举、均公田、整武备、减徭役”等为内容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史称“庆历新政”。

当时，欧阳修正担任着知谏院，身份非常的尴尬。作为言官，他应该遵从祖训并且因循守旧才对，但他性情素来随意还不拘小节。作为范仲淹等改革派的好友，还经常为改革派们积极发声。

投身庆历新政后，欧阳修向宋仁宗递交过两份奏疏，一份奏疏中称“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另一份奏疏中又称“今两制中奸邪者未能尽去”。事实上，他的这两份奏疏出发点完全出于公心，但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好像除了改革派以外都是奸臣。

这下，除了之前的铁杆顽固派，就连原本的中间派也开始反对变法和新政，尤其以参知政事贾昌朝和御史中丞王拱辰最为激烈。原因很简单，这二人中一个是御史台的前任老大，另一个是现任老大。

在两位老大的煽动下，整个御史台都不干了，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难道我们都不称职，难道就你欧阳修称职，难道就你们改革派称职？

改革派中的许多人都是超级牛人，比如范仲淹、富弼等，他们的德行没有问题，而且又得到了宋仁宗的特别器重。因此，这些反对派索性开启了一种迂回策略，着眼于打击一批新政的支持者们。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好友滕子京，被以贪腐为名贬往了巴陵郡任职。

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写下了一篇足以流芳万世的名篇《岳阳楼记》。文章的开篇，就是以此事为开头: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庆历新政过程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关系太过于密切，甚至还有了结党之嫌，终于引起了宋仁宗的警惕。一次，他在议政期间公开表示: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众卿都是君子，难道也会结党？

很显然，宋仁宗是在提醒众臣要注意，并没有明确的所指，起码没有明示。结果，自作聪明的欧阳修却过分解读了仁宗的本意，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同样流芳万世的名篇《朋党论》，选取其中的一段:

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皇帝也傻了，本来只是想敲打警告一下，欧阳修却立即整出了一篇《朋党论》，还将朋党学说拔高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宣称，“伪朋”不可取，“真朋”是可取的，只有“真朋”方能实现国家的大治。

于是，满朝文武再也不能容忍了，越来越多的人都与改革派进行切割和决裂。他们结成同盟共同上疏，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等人。

没办法，宋仁宗选择就坡下驴，先后罢黜了改革派大臣，庆历新政的各项举措也被逐渐废止。作为改革的支持者，欧阳修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各派力量的作用，反而处处为新政树敌，终于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

范仲淹等人倒台后，欧阳修也没能幸免。他被人控告和外甥女私通违背人伦纲纪，登上了当年热搜榜的第一名，名誉和形象彻底扫地，被朝廷贬往到偏远的滁州。期间祸不单行，他八岁的女儿也不幸夭亡，导致了长期的郁郁寡欢。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才慢慢走出了阴影，还为琅琊山新建的亭子题写了“醉翁亭”的名字，也为后世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名句。

或许，欧阳修是真的醉了，他对于政治事务的确不够擅长。亦或许，他只是装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