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前后的操作，先坑队友再坑自己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由名臣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主导，发起了一次改革行动，史称“庆历新政”。

这次改革是宋仁宗和范仲淹等为解决北宋自立国以来积累下来的“三冗”（冗官、冗员、冗费）弊端而发起的，简单点概括，就是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

但这次改革很快就失败了，从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向宋仁宗提出改革主张，到宋仁宗同意实施，再到变法被抵制而失败，总共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范仲淹等改革派激进的改革主张和行事是主要原因，但给予改革致命一击的是同属改革派的队友欧阳修。

从历史记载来看，欧阳修并非背叛了自己的队友们，而是好心办了坏事。

在“庆历新政”的过程中，欧阳修的几次向宋仁宗的进言，不但坑了队友，也坑了自己，本文就聊聊这事。

一：《朋党论》坑队友，导致“庆历新政”失败

“庆历新政”发起后，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抵制。

这也是很正常的，历来改革就没有不被顽强抵制的，能否成功，就要看改革者的决心和手段了。

保守派为打击改革派，攻击范仲淹等结成“朋党”，“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朋党”现象是历来帝王都小心防范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官员们结党上下一心了，皇权就势弱。

本来，宋仁宗也清楚这只是反对改革的人对改革派的政治攻击，但没想到却被改革派自己承认了，还主动向宋仁宗说明“朋党”的好处。

首先是改革派的总头目范仲淹向宋仁宗表示，正直的臣子为了国家结党是好事，《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这是范仲淹以政见的不同，来区分党与不党，承认有“朋党”，也承认有反对派，主要观点是，“朋党”是否对国家有利。

可对于皇帝来说，不论是什么类型的“朋党”，都是危害皇权的，宋仁宗心中难免产生疑虑。

紧接着，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欧阳修为给改革派助攻，给宋仁宗上奏了一篇雄文，名为《朋党论》。

欧阳修的想法比范仲淹还要激进，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改革派比喻为君子，认为君子就应该结党，皇帝应该只信任君子结成的“朋党”：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并且，欧阳修在文中鼓励宋仁宗，应该驱逐小人（指反对改革的官员），让朝堂上下只存在君子，并学习周朝，使举朝君子结成一党：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当欧阳修的这些观点形成文字，正式向宋仁宗抛出后，马上就把宋仁宗给吓住了。

如果真的“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所有官员的行为一致，那皇帝还能是皇帝吗？

皇帝能行使皇权，依靠皇权掌握权力，不就是利用官员之间的争斗来保证皇权的独大？

欧阳修的这篇文章马上让改革派陷入了不利的局面，宋仁宗开始真正对改革派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不过，宋仁宗的怀疑并没有马上变成肯定，还为了保护欧阳修，在其上书《朋党论》引起争议后，让他出去公干，《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帝以上封者言河东刍粮不继，数请废麟州，命右正言欧阳修往河东与转运使议之。

但有了怀疑的种子，事情就不可控了，仅过了两个月，宋仁宗心中怀疑的种子，就被保守派中的主要人物夏竦下套激活。

夏竦用计污蔑改革派结党是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最终将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废掉宋仁宗，《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

如果没有欧阳修的《朋党论》，这种污蔑可能还不会成功，但有了欧阳修公开宣示的那些观点，情况就不同了。

随后的大半年内，改革派的主要头目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陆续被贬出京城，他们颁布的改革法令也被废除，“庆历新政”失败。

促使改革派失去宋仁宗信任的导火索，毫无疑问就是欧阳修的那篇《朋党论》。

二：仗义执言坑自己，欧阳修终被贬斥

“庆历新政”失败了，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被剥夺执政权，陆续外出，但同为改革派的欧阳修却损失不大。

因为，当时的政争还没有形成“王安石变法”后，新党和旧党之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情况。

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也只是废掉新政法令，把改革派的主导人物都赶出京城就收手了。

至于欧阳修，他在改革派中，并非主导人物，只能算是为改革摇旗呐喊的小喽啰。

这从官职上就能看出来，为了新政，宋仁宗将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人都升为宰执，欧阳修只是帮助他们弹劾政敌的谏官。

而且，自上奏《朋党论》后，欧阳修还一直在河东公干，都不在京城，影响不了大局。

“庆历新政”既然已经失败，保守派也不会把欧阳修这样的小人物放在眼里，抓大放小就行。

宋仁宗也相当欣赏欧阳修的才华，曾表示过“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只要没人刻意针对欧阳修，宋仁宗也不会主动惩治他。

可欧阳修自己却跳出来了，在范仲淹等被贬后，他公开上书为他们鸣不平，且言辞激烈，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四月，欧阳修再次给宋仁宗上书，指责保守派为“群邪”，认为不应该罢免范仲淹等正直之臣，《续资治通鉴》中记载：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职虽在外，事不审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陛下于千官中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使群邪相贺，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

因此，欧阳修彻底激怒了保守派，“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随后的几个月内，保守派对欧阳修的攻击随之而来，欧阳修既然自认为是君子之臣，保守派就从道德方面打击欧阳修。

由此，引出了轰动京城，让欧阳修大失颜面的“庆历盗甥案”，《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初，修有妹适张龟正，卒而无子，有女实前妻所生，甫四岁，无所归，其母携养于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会张氏在晟所与奴奸，事下开封府。权知府事杨日严前守益州，修尝论其贪恣，因使狱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谏官钱明逸遂劾修私于张氏，且欺其财。

案件出来后，不管这事的真假，舆论都开始谴责欧阳修和外甥女张氏私通，他一人之口难敌众口，被搞得狼狈不堪。

就算有心保欧阳修的宋仁宗，在大众舆论下，也不得不做出反应，欧阳修因此也被贬斥，“八月，甲戌，河北都转运案察使欧阳修知滁州。”

本已经脱离政治漩涡的欧阳修，因为仗义执言，为范仲淹等说话，把自己坑进去了，也算是为“庆历新政”献了身，四年后，才又调回京城任职。

三：结束语

以上所讲述的是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前后，为改革派摇旗呐喊的故事，以及他承担的政治后果。

《宋史·欧阳修传》中记载：“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

或许，正是这种从不隐瞒自身观点的性格，让欧阳修在面对政争时，也采取了直来直去的风格。

也正是这种风格，在诡异的政治斗争中，让欧阳修极为不适，“庆历新政”中坑队友和坑自己只是常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