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和韩琦是战友，为何最终反目成仇？

北宋虽然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繁荣的巅峰时代，但也充斥着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有政见之争，也有朋党之争，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便是曾经的朋党战友反目成仇而导致的政治斗争。北宋宰相富弼和韩琦之间的政治斗争便是这类，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成为了历史爱好者们谈论的焦点。富弼和韩琦曾经是宋仁宗庆历新政时期的朋党战友，却在宋英宗时期反目成仇，在多次政治风波中站在了对立面，似乎非将对方置于死地不可。本章节便就富弼和韩琦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剖析，看看他俩的关系怎么从战友走向死敌的？

富弼和韩琦都是北宋名臣，而且曾经同为北宋宰相，在北宋历史的发展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力。两人都是宋仁宗时期的进士，从地方官做起，靠着优异的政绩，被宋仁宗赵祯选拔为庆历新政的主要团队成员之一。庆历新政虽然在短短两年时间中以失败而告终，但富弼和韩琦却因此而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宋朝中枢最受瞩目的政治新星之一。在此期间，富弼和韩琦是名臣范仲淹的左膀右臂，又与首相晏殊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新政团队中最为亲密的战友。因此在庆历新政后他们受到赵祯的器重，有幸在嘉佑年间被拜为宰相，成为政治搭档。

可是等到宋仁宗赵祯去世，宋英宗赵忠实即位后，这两位庆历时期的亲密战友却站在了对立面，成为政治斗争的对手。尤其是在赵忠实为了给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追封历史地位而挑起的“濮议之争”中，富弼站在了反对赵忠实的两制和台谏阵营，与支持濮议之争的韩琦、欧阳修打对台，陷入了不死不休的政治漩涡中。因此很多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们对此感到很不解，为什么曾经的亲密战友和宰相搭档，最终走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最终走上了敌对的道路？

要解释上述的问题，其实要从宋仁宗嘉佑年间的皇太子难产的问题说起。因为宋仁宗赵祯子息困难，造成了宋朝皇太子难产的艰难局面。随着赵祯的年纪进入老年，宋朝皇太子悬空成为朝廷的一个政治隐患。为了避免出现皇帝突然驾崩，却储君即位的政治危机，当时的朝臣们提出将赵宋皇族的宗室子弟过继给赵祯作为皇嗣子的办法。经过讨论后，赵祯堂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入选，被当时的宰相团队推荐为赵祯的皇嗣子，理由是赵宗实幼年时曾被接入宫中抚育。这个推荐的宰相团队以文彦博为首，而富弼则是次相集贤殿大学士。

当时这个宰相团队为了推动赵宗实成为皇太子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在赵祯疯病期间更是全力推动立储。前文讲过，赵祯疯病其实是为了反对立储而装病，借此拖延处理相关政务，但文彦博和富弼却以此为机会强行推动立储。富弼甚至暗中与赵祯身边的宦官张茂则串联，通过他向曹皇后递消息，希望皇后也支持立赵宗实为皇太子。此事最终虽然在赵祯连消带打的政治操作下作罢，但富弼在拥立赵忠实过程中立下的从龙之功是不可忽视的。可是在赵宗实即位之后，对从龙之臣进行迁官和酬傭的封赏中，却没有富弼的名额。

赵宗实的封赏中，不但没有富弼这位当初的次相的名额，就连最早力推赵宗实为皇嗣子的首相文彦博的名额都没有，这就让当时很多人感到不满了。皇帝登基对自己的从龙之臣进行封赏是封建朝廷的潜规则，最初为了力推赵宗实，甚至不惜得罪赵祯的两位宰相都不在名单上，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规矩的。从史料记载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便是在韩琦和欧阳修两人身上，而这两人却正好是富弼在庆历新政时期的战友。事情演如何变到这个地步，还是要从富弼和韩琦搭班子成为宰相的事情说起。

宋仁宗赵祯的疯病事件后，当时的宰相团队相继受到朝臣们的弹劾，团队中主要成员包括首相文彦博都被迫罢相，唯独富弼因赵祯的看重而留了下来。赵祯重组了宰相团队，富弼被升任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出任集贤殿大学士。按照北宋的规矩，昭文馆大学士为首相，集贤殿大学士为次相，富弼和韩琦这就成为新的宰相搭档。三年后，富弼母亲去世，按照朝廷规矩他需要离职服丧，所以韩琦继任为昭文馆大学士，曾公亮接替韩琦出任集贤殿大学士，而欧阳修则出任副宰相参知政事的官职。

根据大文豪苏辙的《龙川别志》记载，在富弼离职服丧之前，曾与韩琦讨论过回归朝廷的流程。本来按照宋朝制度规定，官员服丧后回归朝廷，可以继续原来的官职，但宰相职务比较特殊，所以没法强行规定。尤其富弼当时是首相，这是天下第一的大官，怎么可能服丧完了就继续做？如果富弼服丧完了，那他的继任者韩琦是归还首相职务，还是怎么办？这个事情没法处理，所以韩琦就拒绝了富弼的建议。当时也有人在富弼服丧期间向韩琦提出建议，让他在富弼回归后退一步，却遭到韩琦的果断拒绝。

包括苏辙在内的朝廷官员都认为，韩琦为独霸宰相权力，故意堵住富弼回归朝廷之路，因此两人产生嫌隙。这个说法是很有依据的，韩琦当首相后做了很多堵塞富弼官途的事。比如富弼服丧过后，宋仁宗想把他再次调入政事堂，遭到了韩琦、曾公亮和欧阳修三位宰相的联手阻止。宋仁宗又想将富弼调到枢密院出任枢密使，韩琦却推荐欧阳修兼任枢密使，想堵住富弼回归之路。后来富弼虽然复出为枢密使，但却没有实权，朝廷和军政大权完全被韩琦及其党羽掌控。宋英宗时期司马光和吕诲等人弹劾韩琦，就提到他广结党羽专权的事。

为了独霸朝政，韩琦不但排挤打压富弼，而且压制当初拥立赵宗实为皇嗣子的前宰相团队成员，比如文彦博、刘沆等前宰相。于是在赵宗实即位后封赏从龙之臣的迁官制词中，明确肯定了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的“定策之功”，却将最早推动拥立赵宗实的富弼、文彦博、刘沆、王尧臣等前宰相排除在外。回归朝廷中枢受阻，定策之功被抹杀，富弼岂能善罢甘休，因此和韩琦、欧阳修的关系极具恶化，最终发展到不死不休的程度。宋英宗赵宗实挑起的“濮议之争”成了他们矛盾完全爆发的重要事件，也让两人的关系彻底撕破脸皮。

因为赵宗实不是赵祯的亲儿子，所以他的皇帝地位受到了很多皇族成员的质疑。特别是在赵宗实即位之前，他甚至没有当过开封府尹这个储君专职官位，更没有被立为皇太子，所以在登基流程上是有缺失的。他以皇嗣子的名义登基，就需要对赵祯行皇考之礼，也就是说礼法上赵祯才是他的父亲，而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则需要靠边站。这样种种礼法上的问题让赵宗实很难堪，为了扭转这个局面，赵宗实便提出了濮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追认濮王赵允让的历史地位，他只认赵允让为皇考，而赵祯则是皇伯考。

这个事情从封建王朝的礼法来讲是完全不符合规矩的，从道德上来看也是过夜拆桥，所以遭到了以王珪和司马光为首的两制、台谏系统大臣的反对。而韩琦和欧阳修为了稳固宰相的权势，对赵宗实犯规的操作视而不见，站在了支持的阵营。他们甚至为了压下反对濮议的声音，大量的贬谪和罢黜大臣，以达到独霸朝政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富弼站在了司马光等人的一面，积极的加入到了反对濮议的阵营中，双方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富弼因为是枢密使，虽然权力被韩琦架空，但地位比较特殊，所以在濮议之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后来虽然因为欧阳修说动曹皇后退出争斗，才让赵宗实在濮议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但韩琦和欧阳修却彻底得罪了天下的官员。他们两人把持朝政，打压反对大臣的事情受到千夫所指，几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濮议之争平息不久，赵宗实就去世了，即位的是宋神宗赵顼。赵顼本来就反对韩琦和欧阳修专权，上任后就暗中组织推翻两人独霸朝政的政治格局。因为这两人在濮议之争中得罪了天下官员，现在没有了宋英宗撑腰，于是朝野的官员纷纷弹劾韩琦和欧阳修，甚至炮制出了欧阳修与儿媳的私通案。

在此过程中赵顼多次想要拜富弼为宰相，富弼却三次推辞拜相，并极力要求外放。富弼的以退为进，让赵顼下定决心罢免韩琦和欧阳修。于是在韩琦罢相后不久，富弼再次被拜为首相，朋附文彦博的吴奎则接替欧阳修为参知政事，韩琦和欧阳修从宋仁宗万年就开始独霸朝政的政治格局终于结束。虽然将韩琦和欧阳修从宰相位置上拉下来了，但富弼却依旧不甘心，他还组织文坛方面压制这两人的声望。比如他和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搞的“洛阳耆英会”便是典型的代表，几乎让欧阳修这位前文坛盟主身败名裂。

当时欧阳修刚刚去世，富弼却大张旗鼓的搞起了“洛阳耆英会”。这个组织名义上是在洛阳搞的文化组织，实际上就是富弼及其党羽搞的政治联盟。洛阳是北宋的西京，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代表着全国文坛的主流方向。欧阳修是文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主导了宋仁宗时期的古文运动。富弼搞“洛阳耆英会”，不仅放在欧阳修去世后最近的日子，还将文彦博、司马光、程珦、邵雍等北宋文坛名人都纳入其中，却唯独漏掉欧阳修最亲密的盟友韩琦，也不提欧阳修任何字句。他这样做完全视前文坛盟主为无物，贬低之心昭然若揭。

综上所述，富弼、韩琦、欧阳修虽然在庆历新政时是战友关系，但随着范仲淹的去世，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最终发展成了政治斗争的敌人对手。他们加入庆历新政并不是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措施，而是有着明显的政治投机目的。当他们掌握政权后，都开始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家族的利益争斗，完全抛弃了庆历新政时为国为民的誓言。尤其是韩琦和欧阳修，完全不顾官员的操守和朝廷制度，为了一己私利独霸朝政，滥用职权，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富弼在受到排挤打压后，也广结党羽进行反击，最终形成了反目成仇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