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守自持，守廉明耻”的欧阳修，在政治方面的建树为何不多？

提起欧阳修，可谓是如雷贯耳，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开创了宋代文风的新气象。通过“古文运动”，把文字的意义和精髓都展现得淋漓尽致，无愧于文坛领袖的赞誉，更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一同被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而且，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以外，宋代在欧阳修之后的其余五位，都是直接或间接出自他的门下。可见，欧阳修当时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的造诣都是非常精深的。

欧阳修（1007年8月——1072年9月），字永叔，号醉翁，生于绵州（今属四川省绵阳）。虽然自号“醉翁”，但在廉洁自律方面却“从来不醉”，据他的《廉耻说》记载:

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

欧阳修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辗转于各地任职，除了必要的饮食和衣物外，不曾购置一物，更不曾收受一物，为当时和现代都树立了典范。

在反腐倡廉的今天，欧阳修的这种精神得到了大力彰显，甚至于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都官方称赞欧阳修“操守自持，守廉明耻”。

不过，欧阳修在文学成就斐然和为官品行廉洁的同时，他在政治领域却建树甚少，甚至显得有些“天真”和“稚嫩”，推行的一系列主张和参与的一系列变法大都以失败告终。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欧阳修在政治领域的举措。

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人深得宋仁宗器重，他们为了消除存在已久的“三冗现象”而除弊革新，共同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经仁宗下旨后，北宋开始推行以“明黜陟、均公田、精贡举、强军备、整吏治、减赋役”等为主的改革，史称为“庆历新政”。

作为言官，欧阳修的身份比较尴尬。按理说，应该以遵从祖制和谨慎持重为主，但却非常赞同进行变法革新。一句话，他虽不是这次改革的主要发起者，可也是坚定的支持者。

随着庆历新政的开始，一些成绩和矛盾也都逐渐凸显了出来。欧阳修以整顿吏治作为自己的着力点，向仁宗皇帝多次上奏进言。但是，其中的一份奏疏却给他和新政都带来了波折，因为一句“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

很快，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守旧派的鼓动下，原先的观望派们也加入反对阵营，开始对新政挑刺和找茬。而其中，反对声音最高者竟是本不坚决反对新政的参知政事贾昌朝和御史中丞王拱辰。

为何？因为“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而贾昌朝和王拱辰分别是御史台的前任大夫和现任大夫。于是，在他二人的带领下，整个御史台的官员都不干了，大家纷纷撸起袖子反击欧阳修，反击新政。

因为欧阳修本人非常抗打击，不仅个人品行端正，而且还深受仁宗信任，因此反对者们只好采取了迂回战术，开始寻找新政的其他支持者们下手。于是，远在京外的许多新政支持者就成了目标，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欧阳修和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

滕子京在西北担任泾州知州期间，违规使用军费去犒赏了士兵。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大家都见怪不怪，但他的确是违反了朝廷的律例。如今，言官们翻出此事来，就是为了打击新政的支持者。

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力保滕子京，使得他免于罢官夺职的处罚，但还是被贬往了巴陵郡任职。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在文章的开篇就是: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在新政推行过程中，范仲淹、富弼等变法派和夏竦、王拱辰等反对派成了泾渭分明的两股势力。而魄力不足的仁宗皇帝，也逐渐产生了一丝的隐忧，担心朝臣结党乱政。于是，他在朝会后提了一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众卿都是君子，难道会结党？”

宋仁宗此言并没有明确的所指，至多也就是敲打敲打群臣而已。但是，欧阳修却想多了，他回家后竟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足以堪比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朋党论》。

结果，欧阳修再一次引爆了北宋政坛，据《宋史》记载:

人视之如仇。

宋仁宗仅仅为了警示朝臣要提防朋党，可欧阳修却通过《朋党论》上纲上线，甚至还敢宣称“伪朋不可取，真朋可取。只有真朋，方能天下大治。”以他看来，自己和范仲淹、富弼等人属于“真朋”，而其他人则属于“伪朋”。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变法派决裂，弹劾疏像雪片一样飞来，指责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等人以变法之名结党乱朝。就这样，欧阳修通过自己“精湛的文笔”，成功实现了变法派与所有人的割裂，以至于宋仁宗都难以保住他们。

面对群臣的愤怒，宋仁宗只得选择息事宁人，索性以朋党的名义罢黜了变法派的大臣，比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被相继排挤出了朝廷。而《朋党论》的始作者欧阳修，也以朋党的名义被贬职。

在此之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就连之前已经推行的许多措施也都被逐渐废止，北宋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当然，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如果单纯将这个“黑锅”由范仲淹或欧阳修等人来背，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过，有一点却是明确的，欧阳修在政治上的造诣远不如他在文学上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