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物 品2000年前的“安逸四川”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成博

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三国时期，有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最初形态，有被戏说了千年的战争，有被后人追忆的安定富足，有彪炳史册的文学……这是一个难以被简单定义的400余年。

国庆前，四川博物院四川通史展第二部分——“古代四川（二）——秦汉三国时期”常设展正式与观众见面。展览通过209件（套）文物的展出，向公众勾画出秦汉三国时期400多年的历史基本面貌。在这里，观众可以看到“秦汉治蜀”时“书同文，车同轨”的标准度量衡，也能看到治理蜀地秦汉官员的身份象征，还能看到画像砖石里安逸四川的生活百态。

一

“蜀地文风比于齐鲁”

公元前316年，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期，秦国军队沿着古蜀道进入四川盆地，从此巴蜀纳入了中原版图。紧随其后的秦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在秦朝的强力整合下，成为中原王朝治理下的郡县；“汉承秦制，略有损益”，在汉朝的治理下，这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刘关张桃园结义，诸葛亮鞠躬尽瘁，在四川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巴蜀地区，从时代发展来看，有着怎样的特征？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表示，这一时期的巴蜀，一方面在帝国的建立与国家的统一中发挥着大后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秦并巴蜀之后，一直到秦朝、汉朝时期，中央政府都在积极经营这片土地，从关中移民巴蜀来充盈人口，也委派了诸如李冰、文翁这样的人来进行治理，这些举措迎来了巴蜀地区的高速发展。无论是秦灭六国，还是汉高祖刘邦以巴蜀为后方统一天下，再到三国时代蜀汉选择益州为基础建立政权，无不凸显着巴蜀地区的重要性与战略地位。”

“至迟到西汉中后期起，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中原地区高度趋同的一种文化面貌，”谢丹介绍，这种文化上的趋同性，从这一时期的文物上能够直观感受到，当时巴蜀土著民族正不断地外徙、不断地被汉化，各种具有巴蜀文化传统风格的产品，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中原、关中或楚地的容器、兵器、生活用具等，这和三星堆古蜀时期那种特征鲜明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此次展览展出的讲经画像砖中，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巴蜀与中原的融合是如何发生的。画像砖砖面共有三人，皆头戴冠，身穿宽袖长袍。右侧一人或为师长，正在授课，左侧二人手捧书简，虔诚肃穆，聆听讲学。画像砖整体风格古朴、简约，场景设置清晰，展现了两汉时期蜀地浓郁的文化氛围。

谢丹介绍，文翁在西汉汉景帝末年来到蜀郡担任太守，有感于蜀地民风野蛮落后，他就打算通过诱导教化，加以改进。文翁的措施，一方面是派有培养前途的低级官员到长安学习，学成归来再委派到蜀郡的各级岗位任职；另一方面则是在成都开办“学宫”，招选所属各县弟子来学习，创办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文翁这一系列教育措施施行之后，巴蜀地区的文化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有‘蜀地文风比于齐鲁’的说法，这也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巴蜀地区传播。”

二

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

成书于东晋的《华阳国志》在介绍成都平原时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在今天，“天府之国”作为对四川的美称而家喻户晓。但事实上，在先秦时期，“天府”却是时人用来赞美关中平原的。“天府”之称是如何从关中向巴蜀转移的？谢丹表示，这和秦并巴蜀之后，秦汉两朝对巴蜀持续的开发密切相关。秦国蜀守李冰主持建造的都江堰，至今仍然发挥着防洪与灌溉的双重作用；文翁疏导湔江，解决了千顷土地的灌溉问题，使“郫、繁为膏腴”，“在农业时代，一系列水利工程的成功实施，为巴蜀地区发展农耕、建设城邑提供了保障，这是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出现物阜民丰局面的前提。”

汉代盛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因而透过画像砖、画像石和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当时人的生活。比如展厅中展出的为数众多的陶屋、陶房，即可以为今天的人们理解汉代人的居住情况提供依据：当时，巴蜀地区主要流行一楼一底的“干栏式建筑”，底层养着猪、狗、鸡、鸭等禽畜，构成一幅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家小院场景。

如果说陶屋、陶房还只是呈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微观场景，那么题材广泛的画像砖上，则呈现出一派活色生香、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图景。庖厨画像砖上，三个人在忙碌地准备着饭菜，架子挂着的兽腿，寓意家中食材的充足；长袖舞画像砖、七盘舞画像砖、击鼓画像砖、宴饮画像砖等，则展现出那个时代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面貌；播种画像砖、薅秧画像砖、制盐画像砖等反映农业、手工业生产景象的画像砖，说明了当时巴蜀地区百业兴旺。

在这些反映时代风貌的画像砖中，有一块养老画像砖尤其值得一提。画面中，一肩负鸠杖的老者跪在地上，探头望着前面地上的一只口袋，神情十分认真专注，老者的对面，一赤足短裤者手捧一量器，弯腰向地上的袋中倒物。“这应该是管理粮仓的官员正在向老者发放粮食。”谢丹表示，“我们国家历来有爱老、敬老的传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令’，用于保障老人的生活。这幅养老画像，是汉代养老制度的生动反映，体现出汉代制度设计上对老人群体的特殊关照。”

在成都大运会闭幕式上，多尊出土于四川地区的说唱俑惊艳亮相，向全世界介绍这一方人的乐观与旷达。“我国许多地方的墓葬中都发现过陶俑，但它们多数表情严肃，只有四川地区出土的陶俑，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我想，这也是当时巴蜀地区的人们生活安逸富足的一个证明。”谢丹表示，此次在布展过程中，策展团队专门将川博所藏的多件陶俑以队列形式摆在一起，营造出“乐舞百戏”的场景，让观众能够在一群乐舞俑前，直观感受到巴蜀地区人们那种富足、悠闲的生活面貌。

三

文物背后的“蜀汉风云”

在西汉时期，成都已经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都”，成为除都城长安外汉朝最繁荣的五座城市。成都所在的巴蜀地区社会安定、物产丰饶，而四川盆地易守难攻的地形特征更是为兵家所看重。“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诸葛亮极力劝说刘备进入益州，也由此开启了成都在三国时代的“高光时刻”。

熟读《三国志》《三国演义》等史书和历史小说的观众，在“古代四川（二）——秦汉三国时期”常设展的第二部分“蜀汉风云”参观，必然会有许多惊喜。三国蜀汉直百五铢铜钱、陶俑、石刻等文物，让观众得以从历史的细微处一窥那个汇聚了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千古风流人物的时代。

公元214年夏，益州牧刘璋打开成都城门，向刘备投降。刘备占有益州对于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建立和巴蜀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诸葛亮设置堰官负责都江堰的疏浚与维护，设置锦官专司蜀锦织造等举措，都为巴蜀地区延续数千年的繁华奠定了基础，“刘备死后，蜀汉以巴蜀的财力和物力，数次北伐曹魏，这也很能说明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发展水平。”谢丹表示。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后，蒋琬继其执政，成为影响蜀汉政权中后期走向的重要人物。由于蜀汉政权诸多先天不足，到蒋琬执政时北伐已显乏力，“光复汉室”的愿望在现实面前日渐渺茫，因而蒋琬的经历中也多少透着回天乏术的无奈。蒋琬于公元246年病逝，他去世后17年蜀汉亡国，他去世后20年西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