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技术高超　宽平施刑理念尽显

本文转自：检察日报

承袭前代法，不断创新调整，《唐律》刑事法成就斐然——

编纂技术高超宽平施刑理念尽显

《唐律》是我国古代法典的典范之作。元人柳赟赞其“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其“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近人徐世昌说晚清刑部尚书薛允升尝言“平日寻绎律义，有所未了，考之群书，稽之古牍，犹未洞彻，及就《唐律》求之，则事理炳然”。这些代表性的评说，有的把《唐律》誉为完美无缺的法典，有的把《唐律》视为最平稳妥帖的法典，薛允升更是把《唐律》看成了解释明清律的准据。《唐律》何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地位，不是一篇短论可以解释清楚的，在此仅就其刑事法层面取得成就之原因略陈管见。

总结前代成绩备于己身，乃主因之一。《唐律》虽非纯一的刑法典，但不可否认的是，刑事法乃其核心部分，因此，它在篇章结构的编排上，通则性规定主要置于《名例律》篇，其余诸篇中的刑事法部分则大体采用的是前罪名后刑罚的编排体例。这种编排体例与今天通行的刑法典体例高度契合，反映出唐代立法技术的高度发达。

在今人总结的《唐律》众多刑法原则中，不少是沿袭前朝而来或是总结前朝规则成为原则。例如，“十恶”重处原则沿袭的是秦汉以来对“不道”“不孝”等罪行的处罚规定，更是对《北齐律》确立的“重罪十条”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再如，区分公罪与私罪原则，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先秦，至秦汉的法律中，已确定公罪、私罪的划分标准。至于《唐律》所规定的罪名，则大半沿袭前代法。

立足国情，不断创新，乃主因之二。“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心胸博大，有涵括往代、海纳万邦之胸怀。就《唐律》的制定、修订过程而言，其在承袭前朝尤其是隋代法制基础上，立足国情，不断创新，适时调整，寻找适合本朝的刑事法律制度，乃其成功的又一关键因素。

《唐律》的一些通则性规定，在沿袭前代基础上，更有自身的创新、发展，这些方面更能代表《唐律》的成就。在刑法原则层面，唐代创设了“化外人”犯罪处罚原则，总结出“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类推原则。“化外人”犯罪处罚原则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既考虑到了属人问题又照顾到了属地原则，与今日国际法上通行的“属地兼属人”原则高度相似，而此原则的确立早于西方千年，这与唐朝国力强大、充满自信、高度开放是分不开的，也充分展现了唐人的眼界与心胸。“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原则，其渊源固然来自《荀子·王制》所言“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但正是经唐代创造性的改造，令其具体操作方法一目了然，尤便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法学素养有限的基层司法官的司法实践。

《唐律》在沿袭前代法的同时，还删减了不少罪名并整齐了隋代确立的刑罚制度，这充分体现了宽平的施刑理念。《旧唐书·刑法志》言唐太宗之时“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至于《唐律》所规定的刑罚制度，死刑唯留斩、绞，刑种的排列次序由隋代的死、流、徒、杖、笞变为笞、杖、徒、流、死，这种由轻趋重的层级递进关系，不是无意义的，应是唐人智慧的一种表达。

此外，《唐律》的编纂技术十分高超。对此，学者们已有诸多非常精到的分析。此处仅举刑事立法一例以说明之。《名例律》“称加减”条言：“诸称‘加’者，就重次；称‘减’者，就轻次。惟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加者，数满乃坐，又不得加至于死；本条加入死者，依本条。”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加刑要一等一等地加；减刑需一等一等地减；但是，两种死刑与三种流刑（也包括加役流），在减等的时候，不必一等一等地减，无论哪种死刑，减一等时则直接减为流三千里，减两等时直接减为徒三年，无论哪种流刑，减一等时直接减为徒三年。可是，需要加刑之时，就须十分慎重，只有完全满足了加刑的条件时，方能加一等；而且，加刑不能一路加到死刑，除非本条直言应判为死刑者除外。规定得如此细密、周全，特别是在涉及死刑、流刑减等之时加大减刑的幅度，而加刑之时则须逐级而加，且不能加至死刑。这种规定爱惜民命，如此温情，何其慎重，在展现其高超编纂技术之余，也令其宽平的施刑理念流露无遗。对此，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先生由衷感叹：“像唐律那样的刑法发达程度，可以说在当时世界上无有望其项背者。”诚为得言。

正因《唐律》如此精妙与发达，才会被当时周边的国家奉为圭臬，主动把它作为自己国家制定法律的蓝本。《唐律》也自然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是我国传统法典的精粹所系，其继承前朝、突破自我的气度，其包容异族、勇于开拓的精神，其高超的编纂技术与宽平的执法理念，都值得后人不断含咀与认真学习。

（作者为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