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制

本文转自：人民法院报

未成年人犯罪是重要的社会问题。我国古代从刑事责任年龄、处罚制度等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规制，其中恤幼原则贯穿于古代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及裁判的始终，体现了古代规制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技艺与水平。这对当下治理刑事犯罪低龄化，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刑事责任年龄

据《礼记·曲礼》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提出“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对于“幼弱”等，可赦免罪过。一般认为，这是古代最早的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汉代郑玄对此注曰：“幼弱、老耄，若今律令年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即根据汉代的律令，八岁以下者，除非是杀人，否则即使犯罪也不受刑罚。战国《法经》中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对于年龄未满十五岁的犯罪人，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减轻处罚。汉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主要见于诏令之中。如汉惠帝曾颁布诏令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唐代立法技术臻于成熟，其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明确分类，作出了严谨、细致的规定，并为后代所继承、借鉴。《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教令，坐其教令者。”此即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细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

宋代沿袭了《唐律疏议》中的规定，《大明律》沿用了唐宋的收赎制度。同时，元明两代也延续了唐代审查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总体而言，古代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在唐代之前略有差异，在唐代之后基本固定并沿用至清末，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和延续性。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经验与智慧，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仁政”思想以及历代立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刑事处罚

古代主张“明德慎罚”，强调德刑并用，反对专任刑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一方面，强调预防和报应并重；另一方面，注重改造为主，处罚为辅，结合具体情况对未成年罪犯免除或减轻刑罚。

免除刑罚。对于特定情况的未成年人犯罪，免除其刑罚，并通过宗族、社会等对其进行教化。如西周的“三赦”之法规定“非手杀人，他皆不坐”。

减轻刑罚。其一，减免死刑。如汉成帝时期规定：“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其二，适用上请和收赎制度。上请制度，指司法官吏不得擅自审理而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一般适用于皇室宗亲、贵族等犯罪，是一种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此外，也适用于事关重大但情节可以原宥的案件。如《宋刑统》规定，“十岁以下……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此即考虑到犯罪人不满十岁，基于恤幼原则予以特殊对待。收赎制度，指用财物赎免刑罚，主要适用于轻罪（一般为笞、杖、徒）。如《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十五以下……犯流罪以下，收赎”“十岁以下……盗及伤人者，亦收赎”。

适用原则

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刑罚执行，主要适用以下原则。

预防原则。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华法系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外儒内法、儒法合流的治理格局。而“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古代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重在预防、教化，主要从“学校—宗族—社会”三个维度展开。在学校方面，通过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在宗族方面，正如《吕氏春秋》所载，“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族规、家规的宣传教化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在社会方面，通过公示法律、公开宣判、公开行刑等方式，进行法律宣传，以震慑、警戒未成年人，防止其违法犯罪。

恤幼原则。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古代法律采取了宽宥、体恤未成年人的恤幼原则，对未成年人进行倾斜性保护。具体体现在刑事责任年龄、刑罚以及讯问等方面。如《唐律疏议》结合具体情况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处罚，轻重有别，避免了机械化、简单化，兼顾“内圣外王”与“德政礼教”，树立了立法标杆。此外，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承受能力，在讯问方面也对其予以保护，如《唐律疏议》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并不合拷讯”，如果司法人员违法，则“以故失论”。

悯囚原则。悯囚制度基本成型于秦汉。汉景帝曾诏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亦作‘侏’）儒当鞠（亦作‘鞫’）系者，颂系之”。其中“颂系之”，即宽容拘系，对八岁以下未成年罪犯当关押者，不戴械具，以减轻其身体负担。《唐六典》也规定：“杖笞与公坐徒及年八十、十岁、废疾、怀孕、侏儒之类皆讼（亦作‘颂’）系以待断。”即体现了布德恤刑的思想，以及恩威并施的悯囚原则。（朱会良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