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例研究应警惕“后见之明”

本文转自：解放军报

战例研究应警惕“后见之明”

■毛炜豪

所谓“后见之明”，是指“当事情发生后，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早就知道结果是这样”。还有个更通俗的说法，叫“事后诸葛亮”。为什么会有“后见之明”？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脑偏爱确定性，因为确定性的信息占用大脑资源更少。为此，大脑会基于已知结果，在部分相关事实与结果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为其寻求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进而将结果视为“我早就知道”的理所当然之事。

在战例研究中，也存在“后见之明”。通常，在已知战争结果的情况下，战例研究者容易站在胜者立场，认为“胜者”的行动都是正确和合理的，甚至从中发现一些“假规律”。如果用这些“假规律”来指导未来战争，必将存在许多不确定的风险。

那么，在战例研究中应该如何避免“后见之明”呢？笔者认为，可以采取“逆转结局”的方式来分析。所谓“逆转结局”，就是在已知胜负结果的情况下，先对胜利方的成功经验和战败方的失败教训进行梳理和总结；然后强行“逆转结局”，假定胜利方战败、战败方胜利，再分别总结双方的经验教训。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消除“胜者光环”，避免分析者的主观偏见尤其是对某些因素的高估或低估，从而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对作战双方进行分析评估，得出较为公正的结论。

以中途岛海战为例。1942年6月，日本联合舰队兵分多路，向中途岛方向进攻；美军则基于前期获取的作战情报，在中途岛附近设伏。作战中，美军航空兵密切协同，实施多波次连续进攻；而日军由于指挥不当，使出航和返航的两批飞机发生起降冲突，导致航母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战机在空中提供护航。最终，美军成功击退日本海军的攻击，获得太平洋战场主动权。美军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逐舰和147架飞机，阵亡约300人；日军损失4艘航空母舰、1艘重型巡洋舰、1艘油船、3艘驱逐舰和332架飞机，阵亡约3500多人。

分析该战例时，人们通常将美军的取胜因素归结为情报支撑、预先设伏、密切协同等，而将日军战败原因归结为情报泄露、兵力分散、指挥不当等。如果强行把结局逆转，即日胜美败，然后重新总结经验教训，会发现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足够的理由来证实结果的“合理性”。比如，日军“取胜”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日军虽然情报泄露，但并没有影响战场上其兵力占优的整体局面；第二，日军虽然兵力分散，但中途岛方向航母数量与美军基本相当，并不落于下风；第三，日军舰载零式战机空中近战能力突出，击落了几乎所有进攻的美军战机。反观美军，其“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美军虽然实施伏击，但海上伏击不同于陆地伏击，很难隐蔽自身行迹和企图；第二，美军大部分战机始终无法突破日军战机的防御；第三，日军虽然指挥不当，造成航母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战机护航，但期间美军的攻击并未对日军造成致命伤害，日军随后的反击奏效，美军战损依然较大。

可能有人觉得这种逆转式分析过于牵强，但实际上美军的胜利确实有很多偶然成分。比如，美军战机虽然实施多波次连续攻击，但前几次始终无法发现日军航母踪迹，均无功而返。只有最后一波次在燃油即将耗尽时发现了一架日军返航战机并对其跟踪，才发现了日军航母的踪迹。与其说是美军攻击战术合理，很多研究者倒更愿意相信是偶然性所致。

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结局发生逆转，也完全说得通。且不管结局如何，只要我们对其确信无疑，相关证据就会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这就是“后见之明”的特点。它有点类似于“确定性偏差”，当我们相信某个结论时，会选择性相信那些支持该结论的证据，而忽略那些与结论相悖的线索。

这启示我们，战例分析时，不能只看结果，应该对胜者的不足和败者的长处作客观分析，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战争中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作为战例研究者，无论对自己的分析犹豫不定还是确信无疑，都不妨试试“逆转结局”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