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是如何成名的？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他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这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对周令钊先生的评价。

也许很多人对周令钊并不熟悉，不过我们每个人一定都看到过他的作品，比如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少先队队旗和共青团团徽等。

周令钊在少年时期就展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他10岁那年，长沙举行少儿画展，他的老师便把他的画送去参展。

结果评委看了后，拒绝让他参展。

老师感到奇怪，经过询问才得知，原来评委认为画得太好了，根本不可能是10岁孩童能画得出来的。老师一气之下，回到平江，带着周令钊又重新回到了长沙，让周令钊就在评委们工作的门口画周围的风景。这时，评委们才确信那些画是周令钊的，因此才允许他参展。

华中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正好也是评委之一，他没想到一个10岁的儿童居然有这样的天赋。惊讶之余，他破格录取了周令钊，并且还在几年后，介绍周令钊到百货公司画广告。周令钊画的广告，立刻受到了商家的追捧，大家都希望他画得更快一些，为此每个月还特意支付给他20块银元作为报酬。

那么，周令钊真的是老天赏饭吃的幸运儿吗？

这就不得不说到周令钊的保姆了。

由于父母忙于工作，周令钊小的时候主要是由保姆照顾。他的保姆虽然不识字，但很会剪纸，剪出的小动物栩栩如生。周令钊觉得非常有趣，也学着剪。

那时候，在学校担任美术教员的母亲还会带粉笔回来，周令钊没事就拿着粉笔在墙上画画，也就是从那时起，周令钊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华中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周令钊又考到武昌艺专继续学习绘画。本来在舅舅的安排下，他还被送到上海学习印刷和制版。结果他才到上海不久，就遇到了淞沪会战。在轰隆作响的枪炮声中，一颗流弹击中了周令钊的住所，差点要了他的命。学习是不可能的了，周令钊只好跟着难民挤上火车，又回到长沙。

当时不少爱国青年投身抗日，身材瘦小的周令钊也参加了湖南抗敌画会，画出了大量鼓舞人心的抗日作品。

次年，周令钊辗转到了武汉，得朋友举荐，进入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工作。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是政治部的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而艺术处的处长则是田汉。

九省通衢的武汉，很快就成为日军侵略的目标。爱国志士也在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里，举行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郭沫若和田汉等人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各地的文艺界人士纷纷涌入武汉，为抗日救国贡献光和热。

政治部第三厅自然是文艺宣传的排头兵，当时田汉发起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计划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巨幅画作《全民抗战》，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周令钊和他的同事们。

周令钊和同事们很快就画出了草图。在得到批准后，大家便甩起膀子开始干。

由于城墙高，大家得搭手脚架，再把梯子放在上面，然后再架到城墙上去用石灰把凹凸不平的墙面抹平，只有这样，才能开始创作。

虽说已经立秋，但火炉一样的武汉还是酷热难忍，太阳把城墙晒得滚烫，画画的时候，手贴在上面，很快就烫破了皮。

周令钊对那段生活记忆非常深刻，他说那时候他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在城墙上创作，由于他又瘦小灵活，所以他负责油画的上半部分。他通常一手托着颜料盘，另一只手就拿着画笔开始工作，同时他还要用胳膊夹住梯子，画一会儿，他就摆动一下梯子，好继续画其他地方。

那时候，在长江边的蛇山上，田汉正领着无数群众们唱爱国歌曲，而冼星海则在江边带着数十万群众一边游行，一边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那慷慨激昂的大合唱，和着奔腾的江水，震耳欲聋，让人热血沸腾。

当时周令钊的同事经常会“失踪”，周令钊知道，他们都去了延安。

有一次冼星海向他告别，周令钊十分羡慕，表示也想和他同去延安，但冼星海说，要去延安得先找田汉签字批条，再找“八办”换通行证，才能买票。周令钊赶紧写申请，又到处找田汉，结果没能找到。

没想到次日，日军的飞机就在武汉的上空盘旋，很快武汉就沦陷了。

周令钊想去延安的愿望，因为战争的原因最终没能实现。仓促间，他随着队伍撤到了长沙。

据说武汉沦陷后，日军曾想毁掉《全国抗战》，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仍不能全部销毁。

长沙沦陷后，周令钊又到了桂林，紧接着他就在柳州参加了抗敌演剧队。在那一时期，周令钊既要做舞美和画背景，同时还要参演配角。他跟着抗敌演剧队到处演出，后来还一路演到了缅甸，去慰问那里的远征军。

尽管一路上非常辛苦，但周令钊也看到了许多祖国的大好河山饱受战火的涂炭，这让他十分痛心，因此一路上只要有空闲，他就会拿起笔，把他看到的人物和景色都记录下来。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进入了尾声。

当时周令钊想到北京去发展，但田汉却建议他先投身教育，并把他介绍到上海育才学校担任美术老师。

1948年，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解放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的徐悲鸿得知周令钊的消息后，下聘书邀请他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担任讲师。

当时，周令钊觉得自己资格尚浅，所以要求先从助教做起。但徐悲鸿笑着说，以他的实力，做讲师都亏待他了。

周令钊没想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居然遇到了他的人生伴侣。

周令钊到北平的时候，带了一大箱行李，里面装的都是他数年来的画作。时逢学校正在义卖筹款，于是周令钊也挑出数幅画参加义卖，结果引得不少学生驻足。有个叫陈若菊的学生看了他的作品后，牢牢地记下了他的名字。

巧合的是，分班的时候，陈若菊就分在了周令钊的班上，这让陈若菊异常兴奋。

陈若菊出身书香门第家庭，由于对美术的热爱，再加上很能吃苦，因此她很快成为系里成绩最好的学生。

陈若菊很喜欢上周令钊的课。周令钊的在绘画上的实力和平和谦逊的性格都深深地吸引了她，让她在钦佩之余，渐渐生出了些别样的情愫。

当时为了迎接解放，周令钊带着学生参加了许多宣传绘画的工作。做事认真的陈若菊总是能把他交代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久而久之，陈若菊就成了周令钊最为默契的助手。而周令钊也很喜欢陈若菊，于是他主动给陈若菊写了一封情书。

1949年7月，在徐悲鸿的家里，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徐悲鸿的见证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徐悲鸿还特意画了一幅《双马图》送给这对新人，祝愿他们在婚后如双马并驾齐驱，一起进步。

1949年9月，周令钊接到在天安门城墙上画毛主席肖像的任务。由于时间紧迫，他每天一大早就和陈若菊背着水和干粮到天安门城墙开始工作。

城墙太高，他们只能把三个梯子叠绑在一起，才能够画得着。由于画太大，他又只能分成很多个局部完成。为了看效果，他们画一部分，就得下来看一下，然后再爬上去继续画。如此反反复复，直干到暮色四合，才和陈若菊回家。

在画了大半的时候，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现场。他看到栩栩如生的毛主席画像，连连称赞。不过他也提出了一点意见，他认为画上的毛主席的衣领敞开虽然非常潇洒，但开国大典是个严肃的场合，还是应该把主席的领扣扣上，这样显得庄重严肃。于是周令钊通过修改，又给主席把衣领的扣子“扣”上了。这样一改，果然大家都说改得好。

10月1日开国大典。由于周令钊那天凌晨还在改画，因此他干脆没有回家，而是站在人群中观看开国大典。他听到不少人说，看到那幅毛主席画像时，都说实在是太像了，他这才放下心来。

1950年，周令钊又接到了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工作。由于他设计的第二套人民币获得了相关部门的称赞，因此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也都交给了他。

除此外，周令钊还设计过国徽、共青团团旗和少先队队旗等，因此他又被称为“新中国设计第一人”，这也是黄永玉说他“搞了许多重大事情”的原因。

周令钊还对我国美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美术人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周令钊还和陈若菊抽出时间到各地去采风，创作了大量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令钊在画界的影响力空前绝后。

当时，艺术品市场不断有人找上门，重金求画。但周令钊却拒绝了这些人，他觉得生活不需要太富足，平静才最为可贵，所以他拒绝卖画。到2011年的时候，他干脆把自己从1940年到2008年的画作进行了整理，并把其中80余幅作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

在称呼上，周令钊也不喜欢被人称为“艺术家”，他说他就是个“老师”，“家”不“家”的，那是人家说的，他自己没感觉到，也不敢当。

2023年1月3日，104岁的周令钊先生离开了人世。尽管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并激励着后人继续奋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