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失衡的农村代际关系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先来看看扶沟某庄相隔20年的两则案例。

案例一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康家婆媳闹矛盾，媳妇上吊自杀。事由很简单：分家之后，婆媳仍同住一个院子，某日媳妇用了婆婆的扫帚扫地，婆婆有意见，于是两人吵了起来，儿子见状就将妻子给打了一顿，明显站在母亲一边，不让妻子跟母亲吵架。中饭后两人再度吵起来，婆婆一气之下出走。公公吓唬儿子说，你母亲出去跳井了，媳妇信以为真，就在家上吊自杀了。

案例二发生在2005年，李家30多岁的夫妇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宅子，媳妇嫌弃人，经常找小事闹矛盾，说他们不爱干净、头发肮脏，还常常将他们与人家的公婆比较。有次媳妇竟然扭扯婆婆的头发，将她往院子外撵，终把60多岁的两位老人赶到外地打工去了，两年未回家。庄里人依然很平常地跟这对儿子、媳妇来往，与他们“公事”（进行人情往来），似乎他们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

案例一是典型的因违背家族和村庄的道德伦理秩序而导致的“社区性死亡”：媳妇“逼死”了婆婆，自己也必须死。这个时候家族的内聚力还相当强烈，家族作为伦理和功能的认同单位在村庄生活中扮演着基础的角色。在这样的家族里，个人往往受到诸多的束缚和约束，不可能放肆自己的个性和利害；家族作为一个稳定的结构性力量，依然强有力地勾连着其成员，对他们的行为有道德性的制约作用和惩戒性功能，家族的每个成员都将“家庭”事务视为是家族的事务，是关切家族和家族中每个人的存在，以及维系对外形象的大事，而不仅仅是家庭的内部事务。一旦出现这种事情，家族内部就会兴起一股风暴，不仅在道德上予以强烈的舆论压力，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也与其断绝来往，使其许多事办不成，例如建房不帮忙，其他事项上阻拦等。同时，村庄作为家族关系共同体，其他的家族对违背基础伦常的人也持同样的否定态度和立场，道德性越轨者既无法在家族内生活，也无法在村庄找到立足之地，只能“死亡”。所以说，这个案例中媳妇“逼死”婆婆而自杀，被村民认为是她的“命”，她必须如此行为，否则在村庄里也会过着无社会交往的生活，这个“命”是她个人无法完全把握和拿捏的。“命”的背后是家族与村庄的社会结构，个体把握自己命运的自主程度视这个社会结构的强弱而定，江西宗族性村落若老人因子辈不孝而自杀，“他们家五代人都抬不起头来”，而在家庭原子化程度高的荆门，子辈“马上就能抬起头来”。

案例二中，李姓家族如今不再是一个完整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内部被分割为数个小亲族，以五至服为一个单元。小亲族对内除在红白喜事外，其他的合作互助相对较少，对外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行动能力。人们不再把道德性越轨当成是大事，也不议论人家的事，小亲族以外没有人将此视为自己的家事，小亲族以内虽有些许风语，但不至于使人断了社会性的往来，村庄亦未有大的舆论风波。子辈不孝成了家庭内部的私事。村庄或家族社会结构的收缩、松散，尽管伦理纲常还存在，但已经没有了之前家族和村庄结构的硬性约束，摆脱了笼罩在个体头上的外在束缚。即缺少结构性的力量制约个体，命运往往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虐待父母的年轻儿子、媳妇并没有受到“命运注定”逻辑的束缚，不再感受“社区性死亡”的压力。这个时候，他们摆脱了命运的束缚，牢牢地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一旦自己掌握命运，便可依照自己的行为逻辑和个性行事。

都是“道德性越轨”，两家媳妇“命”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在前一个时代人们更相信“命”的存在，对命运有更多的信仰、忌讳和期待，“儿子头上几重天”——命运在现实生活中有实践的基础，所以“她的‘命’就是这样”；而到了现在，人们更多的不再追究“命”是什么，过去是“命”的东西，现在个体完全可以把握。现在的农民一提到道德性越轨者，头一句说的就是“不想管，不好管，也管不了”。不想管——之前有结构性的制约，都当成是自己的事，现在不再将此事视作自己的事，而是成了人家的闲事，当然不想也不愿再管；不好管——当事人认为此事只是自己的家庭里的事，无须外人插手，好管事者已经被“外化”，人家的家事当然不好管；管不了——村庄结构性因素的弱化与当事人自主性的增强，造成村庄对待道德性越轨者的放任状态。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衰弱，人们无法约束越轨者，“命运”观念缺少了社会实践的基础，只要有一个越轨者的越轨行为不再受到惩处，不再遭受之前的“命运”信仰的恶果（活埋、自杀或者出走村庄），就会有更多的人挑战原有的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命定”观念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二

伴随着村庄结构性因素的消解，村庄道德性越轨者成功地逃脱了制裁和社会性压力，逃脱了“命定”的诅咒，但大的话语和大传统还没有立即消失，越轨者仍无法像其他人那样理直气壮的生活在村庄里，身上毕竟有“污点”，心理有芥蒂，与他人的交往仍有别扭和隔膜。越轨者就需要拓展新的交往圈子，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村庄中不孝顺的儿媳妇、儿子之间交往比较密切，形成一个小圈子。在这个圈子中，道德性越轨者可以在传统的道德判断之外形成自己的价值标准，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为自己的行为确定合理性。而且随着圈子逐渐扩散，亚文化也随之产生：对孝道进行重新解释。

村庄社会结构的消解不仅直接产生了一大批道德性越轨者，还为道德性越轨者的结构化创造了条件，地方性共识的残留存则强化了他们结构化自我的必要性，道德性越轨者成为村庄的结构性越轨者。

越轨者与普通村民之间的社会纽带正在迅速松弛和瓦解，虽然地方性的共识、规范和伦理依然存在，但已无力对实际的越轨者给予相应的制裁，“共识”越来越成为空谷足音，不再能发出响彻天际的声量，越来越萎靡，越来越没有底气。“不好说”，“没法说”，“没标准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农民自己口中的话语最能表明其理想中的共识的实际遭遇。原有的共识不再强而有力，新的、多元的标准迅速填补进来，旧有的共识被打破，而新的共识则尚未形成，人们的价值标准处于混乱、混沌的状态。于是，人们因为对道德性越轨者缺少基本的、强有力的共识，无法形成暴风骤雨式的村庄舆论，亦不能在态度、行为上对越轨者达成一致，有的人故意远离越轨者，有的人则继续保持正常来往而置前人于不义。

越轨者在残留的共识和混乱的价值标准中寻求自保，为自己的行为重新定义和再解释构建起了自己的关联方式，形成稳定而有强吸纳能力的圈子。因此，道德性越轨者的圈子首先是为应对越轨后的社会性需求而“建立”的，人们在其中能为各自的行为开脱，有宣泄的渠道，找到合理、合法性，并能形成新的共识，达成新的一致。这些人经常到某一家串门、叙话、打牌、看电视，圈内人串门的几率和频度比普通村民之间的要大得多。当圈子稳固之后，人们就不仅仅是满足社会性的需要了，还在功能层面上有所拓展，比方平常的互助、帮忙、合伙等都在圈子内轮替，如两户人家合买一袋化肥，几户人家帮着摘棉花，一起外出打工等。当村庄一般的人情、互助淡化之后，越轨者的圈子就凸显出来，具有吸引力。

三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加入到越轨者圈子中来，越轨者慢慢构筑了一整套话语体系，与原有的共识相异成趣。支撑两套话语体系的是两套不同价值观。我们从这些家庭妇女相互之间的攀比可以看出其中的诡异：“要比老人为子女做了什么，而不是子女为老人做了什么。”这是一个代际之间权利义务的问题，之前的价值观是义务本位也即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子女在成年之后对父辈的义务，而越轨圈子的逻辑则是“老人为子女做了什么，子女能从老人那里索取什么”，这是权利本位的思想——老人没给儿子盖房子，就不应该对他好，把他赶出家门也是合乎道理的。越轨圈子从子辈对父辈的权利着手，建立自己的行为逻辑和话语体系，也因此使“老的没做什么，就不应该给他什么”逐渐成为新的共识。新的共识取代“老的养了你，你就必须养老的”的老共识，成为人们新的行为规范和代际之间的伦理范本。

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更加强调均衡的代际关系，即一对一代际伦理。但这种伦理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子辈寻求代际关系的“指标性对等”，将权利、义务单方面“指标化”，肯定会将许多老人排除在赡养的行列之外，如父辈经典的义务“盖房子”，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为儿子尽这一责任的人家几乎得占上一半，那么大多数老人都会被新共识赶出家门口；二是“指标性对等”取代之前的“模糊性对等”，后者强调“生养—赡养”的模糊性和绝对性，父辈生养了子辈，子辈就得完成基本的赡养义务。指标性对等使得赡养的操作化越来越难，因为指标容易量化但无限多样，任何人都能以某个细小“指标”为由而拒绝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例如在儿子谈婚嫁时给女方的彩礼比某某家的少，致使儿子、媳妇在村庄里没有面子，年轻家庭以此拒绝善待老人。指标无定数，子辈可以找出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许多在调查者看来滑稽可笑，而在新的、形成中的共识中却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公婆长得丑、穿着不整洁，与父辈的生活习惯不同，话说不到一块，等等。可以设想的是，在这一整套新的权利本位和指标性对等的共识下，子辈可以找到任何一个指标来对付原有共识、规范和伦理中的养老义务，而老人在失去原有的道德支撑体系之后，没有了其他的救济渠道。

我们在李庄了解到，老人“看果树”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吊诡之处在于揭示了村庄不孝顺现象的悖论：“有也是没有，没有也是有。”儿子、媳妇将父母赶出家门，父母既不在庄头搭个棚，也不出去流浪，而是在自家的果园里搭个窝棚，说是“看果树”，其实园里可能只有三五棵果树。子辈将父辈驱逐是“有”不孝，父辈为儿子遮丑，不把这一行为揭露出来也就说明“没有”不孝。这是目前农村代际关系指标性对等的鲜明写照，父辈尚对子辈负有建房、娶媳妇以及维护名誉的义务，还将这些视为是他们的“命”，是无法规避的，而子辈却寻找到其他父辈未完成的指标而不把赡养当作基本的义务。

指标性对等可能是我国农村代际关系变化的一个终极环节。当子辈不断寻求权利义务的单方面指标化，父辈也不再将某些传统义务视为他们的“命”，而是被迫将自己的行为指标化，即量化自己的义务，并简化某些义务，如将儿子培育到18岁后，就放弃为他盖房子、娶媳妇，也不再为儿子的家庭解忧劳心，而是将剩余的精力用于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代际关系从此彻底指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