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南方作为汉族政权的延续，一直保持着君主封建制的社会体制。而北方政权则经历了频繁的更替，掌权的民族也一直处在变动之中，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也一直处在变动之中。

中国北方在东晋时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多个民族政权并立是十分常见的情况，只有前秦苻坚统治时期北方才迎来了短暂的统一。而随着淝水之战的失利中国北方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原先在鲜卑一族中不是十分突出的拓跋部落逐渐兴起，建立起了强大的军队，并在拓跋珪领导时期称帝建立的北魏，逐渐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权。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北魏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工作，中国的形势再次变为北强南弱。虽然这时的北魏已经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国家体制以及社会形态还相对比较落后，奴隶制的残余还没有被完全去除，封建统治体系也没有建设完成，因此北魏孝文帝才会进行大刀阔斧的国家改革。

游牧民族到分土定居的转变

在拓跋氏入主中原之前，他们的文化开化程度并不高，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连对奴隶制的使用都存在不成熟的情况。当时的部落酋长继承制度上面还保留着兄终弟及的制度，这也是氏族社会的重要特点。而在生活方式上，拓拔部也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并没有像慕容部等拓跋氏族转到农耕社会。这样虽然让他们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但是他们的军事实力也因此变得十分突出，他们保留了原始的作战方式，他们的军队以部落为基本组织，凡是有血缘关系的人都会并肩作战，这样的作战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但是在他们入主中原之后，这样的部落生活形式却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格格不入。在道武帝称帝之后，他就将治下的土地分给下面的各个部落，这些部落在得到土地之后就在上面定居下来。不过他们的聚居方式依然是按照血缘关系来决定，而且他们依然保留了军事部落制度，这些人依然承担着北魏的军事防卫责任。此事在《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太祖遣师救讷，麟乃引退。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这些鲜卑族人在分得土地之后，也逐渐从游牧生活方式转向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这些人的生活聚居方式与之前的汉制都不一样，因此在史官修史的时候，将其类比于魏晋时期的屯田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类比，是因为上面的人都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承担了士兵的责任。但实际上北魏的生产形式与曹魏时期的屯田制有着十分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屯田者的身份区别。在曹魏时期的屯田者是失去自由的被强迫工作的农民，而北魏的屯田则是北魏氏族的成员，身份极高，而且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曹魏时期的屯田制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而北魏时期的这种制度则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状态。因此后来北魏的这种社会形式被称为分土定居。但是这种分封土地的形式与之前的封建制度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北魏的社会既缺少稳定的统治等级结构，也缺乏剥削控制农民的手段，因此这样的社会结构还十分不稳定，这也是北魏孝文帝要进行社会改革的最根本原因。

北魏地区的民族融合与奴隶制的退出

在完成了分土定居的工作之后，北魏政府并没有停下他们进一步征服北方的脚步，拓跋氏在之后又征服了中原以及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并将这些地区的人民都迁徙到了自己的都城附近，这些迁徙过来的人民包含多个民族。这些人被运送到当时新建立的六镇中，他们既需要为北魏提供农耕劳动力，也是六镇重要的兵源。

在当时的北魏，这些不同民族的人民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文化也在逐渐融合，尤其是原本的汉族人民由于拥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因此他们的文化逐渐占据了主流，与此同时鲜卑氏族内部的血缘联系也越来越弱，而地域属性由于文化的关系逐渐成为了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枢纽。在魏道武帝时期，国家已经开始让各个士族的首领"辨其宗党，品举人才"了。"宗"虽然还是血缘关系的证明，但是"党"已经是地域性质了，由此可见当时拓跋部的氏族组织到此时已经逐渐变成地域组织了。此事在《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月，以八国姓族难分，故国立大师、小师，令辩其宗党，品举人才。自八国以外，郡各自立师，职分如八国，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师，亦如州郡八国之仪。"

而这种转变也是鲜卑从游牧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的证明。在道武帝时期，北魏的国家形式还停留在家长奴隶制阶段。虽然在征服其他政权的时候，北魏的统治者依然会给贵族们奴隶作为奖赏。但是当时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存在奴隶制的生存空间了，因为奴隶主不可能成为独立的统治阶级，只能将权力交给封建主。

当时北魏的奴隶主们大多都是部落的贵族或者武士，他们早就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因此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奴隶主向封建统治阶级的转化。他们手下的奴隶们也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为了农奴，依然在他们的剥削下进行工作，身份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生活条件依然十分困苦。

但是北魏在制度上依然不是十分完善，因此在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国家的体制。在设置官职的时候孝文帝并没有设置管理奴隶的"典师"，而是在贵族的封地之上设置了"大农"，专门负责管理其封地上的农民，由此可见北魏孝文帝已经认同封建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而奴隶制则已经被政府放弃了。

北魏政治体制的不明朗对于国家的统治以及生产力进步都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国家体制的确立是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而北魏的国家体制其实已经在孝文帝之前完成了自我更新，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汉族文化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

拓跋部内部氏族的分化与矛盾的产生

在拓拔部还没有统治中原之前，他们中的各个氏族还处于相对平等的状态，但是随着北魏社会状态的转变，不同氏族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拓拔部中的步六孤氏，贺赖氏，独孤氏，贺楼氏，尉迟氏等八个姓氏逐渐成为最显赫氏族，在当时"勋著当世，位尽王公"。这些氏族受到了大量的赏赐，得到了许多农奴，他们很快就转变成为了封建贵族，进入了封建统治阶级。

而拓拔部的其他氏族的身份则逐渐低落，在北魏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相对贫困的氏族因为还是国家军事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其还被称为"国之肺腑"，但是随着北魏的发展，军队的组成不断复杂，这些人的比例也在下降，因此这些人的地位不断下滑，逐渐从封建统治阶级转变为被剥削的人。他们不但要向国家上缴田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力役。此事在《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灅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也被迁移到六镇附近从事边防工作，承担十分繁重的工作，还要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从事农业耕作。他们与拓拔部贵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人的心里落差也越来越大，终于在后期参加了六镇与河北人民大起义，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北魏政权在取得扩张之后没有处理好民族内部的关系，对于早期的功勋氏族没有平等对待，导致内部出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导致国家统治基础的松动，为之后的起义埋下了伏笔。不过这也是每一个封建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必经的过程，只能说北魏政府在进行利益分配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失误。

结语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一直被视作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的最重要政治改革，人们往往将其重点放在孝文帝的汉化以及均田制的推行上，因为这两方面的改革有效缓解了当时十分激烈的民族矛盾，并且加强了人民与土地的结合，对于中国北方生产力的恢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是孝文帝的改革其实还有其社会背景的影响，拓跋部作为鲜卑部族中相对落后的部族，其社会形式还停留在相对原始的阶段。但是当时北魏已经统治了广大的中原地区，这样的社会制度与当时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匹配了，虽然国家的社会形态产生了自进化，大量奴隶主已经在向封建统治阶级转变了，但是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做规定的话，这样的形式还是十分不稳定的。因此在均田制之外孝文帝改革的最重要改变是确立了国家的封建体制，虽然这让拓拔部的内部士族出现了分裂，为后来的兵变埋下了祸根，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还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