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研究

本文转自：大同日报

北魏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研究

马志强

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勇于进取，敢于向传统的游牧民族旧习俗挑战和决裂，坚持一以贯之的汉化改革步伐，为后来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以皇族元氏为代表的帝族婚姻，除了一般的皇族意义之外，更具有民族融合的先天色彩和特征。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北魏皇族元氏，他们的婚姻具有示范性和模仿性，引导着整个社会的婚姻潮流，也对整个民族融合的大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魏皇族元氏婚姻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十分巨大和深远。勋臣八姓是指北魏“自太祖（拓跋珪）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的鲜卑化少数民族八大贵族集团，分别是穆氏（丘穆陵氏）、陆氏（步六孤氏）、贺氏（贺兰氏）、刘氏（独孤氏）、楼氏（贺楼氏）、于氏（勿忸于氏）、尉氏（尉迟氏）、嵇氏（纥奚氏），他们一同四姓（四姓，指北方卢、崔、郑、王等豪门），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胡族高门大姓，他们与北方高门大姓具有同样的特权。

胡族高门大姓是在北魏平城时期形成和发展的，也可以这样讲，他们和以鲜卑拓跋氏（元氏）为代表的帝室十姓一样，我们可以目之为大同籍的人氏，他们是平城时期皇族元氏最主要的婚姻对象。

我们从史书和墓志资料中，共检得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有64例，其中穆氏22例（其中冥婚1例），占到总数的34.4%；于氏7例，占10.9%；陆氏6例，占9.4%；贺氏5例，占7.8%；刘氏14例，占21.9%；尉氏8例，占12.5%；嵇氏2例，占3.1%。就数量而言，穆氏排在第一位，其他依次为刘氏、尉氏、于氏、陆氏、贺氏和嵇氏，在勋臣八姓中，没有楼氏与元氏的婚姻事例。

单从与诸帝的关系而言，献明皇帝娶贺野干女，是为献明皇后贺氏，生太祖；太武焘娶贺氏，生拓跋晃。拓跋珪娶刘眷女，是为宣穆皇后刘氏，生华阴公主，后生太宗；又纳刘奴真妹。宣武帝元恪娶于劲女，是为顺皇后于氏。贺氏、刘氏、于氏这可以算作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的第一层次。

根据史事，这三者又分为两类；其一，贺氏、刘氏他们与元氏的婚姻均发生在拓跋珪定都平城前或初，这些婚姻的部落色彩比较浓厚，或者说大多的婚姻仍处于非封建政权阶段，说白了，拓跋氏还不是正规意义上的皇帝，那么贺氏、刘氏二氏也不算做严格意义的后族。这一点，在《魏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如献明皇后贺氏，父野干，东部大人。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以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拓跋珪于参合陂北。而其父献明皇帝拓跋寔已在此年春，由于长孙斤谋反，拔刃向御座，寔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后追谥焉。这时献明帝拓跋寔根本就没有即过位，贺氏也就不成其为皇后，贺氏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后族。刘氏也类似。其二，于氏与元氏的婚姻多发生于迁都洛阳以后，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作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虽然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而于烈却忠心耿耿，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二是于氏能够审时度势，积极支持迁都及汉化改革，并能世典禁旅，每济艰难，安魏社稷者，多在于氏。于氏自栗磾至于劲，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这在迁都洛阳以后的勋臣八姓婚姻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将于氏放在第一集团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的第二层次为元氏与穆氏的舅甥婚姻。元氏与穆氏一门通婚即达22宗。穆氏自穆观始，先后有12人尚公主。元氏与穆氏婚姻最显著的特征诚如《元洛神墓志》所言，元、穆“二族姻娅，犹兄若弟，锦繢交辉，轩冕相映。”所有的12例与公主婚姻都是在迁都洛阳以前，这是和鲜卑拓跋部的汉化政策相关联的。

鲜卑拓跋部在迁洛前，一直是奉行着部落内婚制，随着入主中原，统一北方，需要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参与政府行政管理，因此他们积极向汉族士人学习，并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彻底的汉化运动。这其中婚姻政策的转变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和内容之一。特别是孝文帝，他不仅仅满足于钦定族姓，联姻高门，而力图把这种婚姻关系推及到更为广泛的层次。据《魏书·高祖纪上》载，孝文帝太和二年（476年）夏五月诏曰：“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而百姓习常，仍不肃改。朕今宪章旧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太和十七年(493年)，再次重申“凡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这充分说明，北魏以等级婚姻为重要内容的门阀制度，已远不是一般的政治措施，而已成为具有一定法律保证的政治制度。

孝文帝为了在婚姻上严格士庶等级，更主要是为了通过联姻使胡汉贵族结合起来，他首先纳北方汉士族崔、卢、郑、王、李的女儿为嫔妃，“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所贵，……帝亦以其女为夫人。”太和二十年（496年），当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咸阳王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六妃之中除穆氏出自“勋臣八姓”外，其余全部出自汉人“四姓”之中。这六个皇弟过去都有妻室，孝文帝要他们把前娶妻室降为妾媵，重新再娉娶汉世家大族女儿为妃。这种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限定，影响着以后帝王，直到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事例的第三层次为陆氏、尉氏、嵇氏各婚姻。他们与元氏的婚姻无论是从帝室的关系而言，还是从数量而言，都不如前二类，故我们把他们归为一类。

两晋以降，汉族士族讲究的不外是“婚”“宦”二字。就婚姻而言，讲究门第家世，士庶之别，犹如天壤之隔。门阀化的拓跋贵族也接受了汉族士族的这一婚姻观念，嫁女择婿讲究门第。这样，汉族高门子弟便成为最佳的选择对象了。另一方面，封建化的深入，尤其是孝文帝倡导的说汉话、穿汉服等等，使民族间的心理差距缩小，汉族士人也不再视拓跋部为“夷狄”，愿意和拓跋贵族攀结亲家。从而使元氏与汉族士人的婚姻现象不断增加，到孝文帝和宣武帝时达到高峰。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关系主要反映的是拓跋鲜卑上层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些婚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几乎无一不见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而作为北方士人的代表汉族世族与南方的世族一致，同样实行严格的身份内婚制。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界限，这之前汉族世族婚媾重视门第族望，拒绝与寒门及少数族统治集团联姻。之后，汉化的少数族统治集团加入汉族世族的婚姻圈，并以婚媾为纽带，形成一个稳定的胡汉统治集团，这是北方汉族世族势力鼎盛时期。北魏分裂后，出身寒微的胡汉统治阶层凭借权势进入汉族世族婚姻圈，士庶不婚的界限被突破，身份内婚制开始解体。

就民族融合而言，在勋臣八姓中，唯一不属于鲜卑民族的就是刘氏，刘氏是由独孤氏而来，而独孤氏属于匈奴或匈奴屠各部，在我们所列举的元氏与勋臣八姓的64例婚姻中，刘氏独占14例，占21.9%，达1/5强，这可以说是纯粹的两个民族的融合了；另外，如太武帝拓跋焘母是邺人杜氏，是汉族士人之女，他身上至少有50%的汉人血统；献文帝拓跋弘其母是汉人李氏，他身上也流淌着汉人的血液；孝文帝元宏的母亲是中山人，元宏身上也有着汉人的血液；再如宣武帝元恪，其母高氏应是高丽人，他身上至少有相当成分的朝鲜族血统。这充分说明，具有民族融合血液的元氏与同样有可能具有多民族融合血液的勋臣八姓的婚姻，一定是能够促进鲜卑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的，只不过这种融合和迁都后相比较是隐性的和有限的。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勋臣八姓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其中穆氏族子弟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部族子弟，是元氏最固定的婚姻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这主要表现在太和改制前和迁都洛阳前的情形；迁洛后，婚例锐减。就全部的64例婚姻而言，其中70%左右是在迁洛前，迁洛后为30%左右，这表明迁洛后元氏的婚配对象主要以汉族高门大姓了。

2.在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配对象中，前期以具有浓厚鲜卑部族色彩贺氏、刘氏和穆氏为主，后期则以汉化程度比较高的于氏、陆氏族子弟为主，而这则是拓跋鲜卑的封建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也是与迁洛后元氏的婚配对象发生了变化相联系的。

3. 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几乎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

元氏与勋臣八姓婚配对象的种种变化，也正是拓跋贵族政治利益的变化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也说明鲜卑拓跋部在发展的过程中，注重民族身份的认同，并做了大量的政治与婚姻实践，为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成功。

（作者系《云冈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