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礼先生二三事

本文转自：济南时报

□李雁

2023年7月3日，山东大学文学院举办了《张可礼文集》出版座谈会，我因身在新疆喀什，未能赶到现场，只能线上参会。会后记下心中回忆起的几件事，以此追忆恩师。

（一）

1997年春，初投张先生门下，为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登门求教。先生问我的意向，我说此前曾写过一篇谢灵运的论文，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先生便说可以，你先把文献史料梳理一下吧。

大概半年后我把八千多字的文献综述交给先生审阅，不久先生把稿子返还给我。其中批改非常多，连字体、标点都不放过，其中记忆最深的是另一个细节。

我的综述中曾对上世纪末一部有关谢灵运的著述有一段否定性的叙述，说“编撰者对晋宋史实较为生疏，注释中的常识性错误比较多，并无学术价值”，且举例其注谢灵运《孝感赋》“孟积雪而抽笋，王卧冰以脍鲜”一句云：“孟，始时；王，通旺。”竟不识孟宗、王祥之典以为佐证。张先生看过后在“并无学术价值”一句上用铅笔画了横杠，并加批了“下语太重”四个字（先生批阅弟子的论文，一般不用签字笔，更不用朱批，最常用的就是铅笔。与我同级的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胡耀震博士分析说，先生的用意是批阅意见只是个人看法，不强求弟子遵从）。在修改稿中，我把这句话改成“学术价值不大”，呈上后又被划去；复又改为“并无多少学术建树”，仍被先生否。最后定稿时我干脆把这句话删掉了，并把举例转入了页下注。

这事儿对我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做学问最忌心浮气躁，夫子曰“谨言慎行”，斯之谓邪？而我当时已是中年，却还气盛心傲、文风较冲，语言表述就很硬。自那之后，我开始主动改变自己的学风，尽量向先生那种平实庸雅靠拢。学术原则需要遵从，错误应该指明，但不易妄下断语。

大概过了七八年，我在检索相关文献时无意发现，上海一所名牌高校的同一课题博士论文中也指出了我论文中的一处错误，下语也颇不轻，看得我面红耳热，这时才真正体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先生之做学问，与其做人如出一辙。

（二）

《论语》中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张先生平时出言不多，不苟言笑，很少高谈阔论，更少和人开玩笑。但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性情平和慈善，自适而能容人。和那些刚入师门的硕士同门相比，我们这些年龄稍大几岁的弟子在先生面前就会松弛许多，有时还会没大没小地开先生的玩笑，这时先生不仅不生气，反而会笑得很开心。

张先生待自己很严，不烟不酒。记得一次聚餐，弟子给先生斟酒，先生摆手婉拒。问我：“你喝酒吗？”我回说：“不喝酒不抽烟。”先生说：“好好。”我又说：“不喝酒不抽烟，一喝酒就抽烟。”先生笑。我乘机道：“先生搞了一辈子魏晋文学，却滴酒不沾，都说诗酒风流，您不喝酒，却教弟子们如何研读陶渊明的诗歌？”大家起哄，先生眉开眼笑地用浓重而正宗的荣成口音说：“倒吧倒吧，就一杯啊。”

如今中国陶渊明研究会会长李剑锋教授就是先生的高足，亦颇得酒中趣，每有古体诗及近体格律佳作。是也先生宽厚能容，在先生身边多年，剑锋兄不仅学问日进，就酒量而言，则更是蓝已青矣。

有一年教师节，我与一众弟子到先生府上，先生摆出瓜果点心，与众弟子聊天。我坦白说提了职称后，再也没申报过一个项目，也没获任何奖项、荣誉，自嘲是个“三无”教授，甚至连论文也很少写了。似乎是为了鼓励督促我，先生说自己退休后仍坚持每日写作，从不间断，自称“退而不休”。我一听，厚着脸皮说：“我和先生相反，我是休而不退。”先生又乐，笑容可掬。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师生之间其乐融融的气氛，前提是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随性说话的空间。子贡曾问孔夫子：“有一言而可以行之终身者乎？”夫子对曰：“其恕乎？”恕的基础是对他人的理解与宽容，而这也是张先生一以贯之的品质，这种品质在急功近利的现实社会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三）

2005年，我的博士论文《谢灵运研究》正式出版。最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博士先送来几册样书，并告知我给作者的赠书随后会打包寄来。我第一时间给先生送去一册样书，并说赠书到后再给先生送上二十册。先生非常高兴——这本书的序言就是张先生亲手写的。

几个月后，赠书果然到了。因为要送人，我懒得再往六层楼上搬，直接放到了地下室，按师友亲朋，分了几份包好，顺便时陆续送出。那时工作比较繁杂，孩子也还小，家庭和单位两头都赶得紧，一天到晚不得闲，时间不知不觉就这样过去了。

疫情暴发后，禁足不得出，于是想起整理一下地下室。却无意之中在角落处发现一包书，打开一看，我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应给张先生的书一直就放在那里！

我当然是后悔不迭。因为等解封后，先生已仙逝，这个错误也无法弥补了。但我感受更深的是，近二十年来我和张先生见过不知多少面，张先生一直和蔼可亲，谈笑依旧，竟然没有一次向我提及此事，这该是多大的涵养啊。

对比一下我自己，更能说明问题。我曾珍藏有张先生的《东晋文艺系年》一书，后被学校一位历史学教授借去做申报项目的佐证材料。项目申报成功后，没把书还给我。等到项目成果都出来了，还是没还。等到他退休了，这本书依然没有回到我手上。我每次见到他，总不由自主地想开口索要。后来想到张先生对我的宽容大度，我也学会了将此事放下不再提及。

当然，身边缺少业师代表性的学术专著，终是遗憾。如今《张可礼文集》终于出版了，总算可以释怀了。这次下定决心，书一到手，就写上“业师文集，概不外借”八个字，他日一卷在手，音容笑貌，如在目前。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有此文集，先生何曾离开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