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浙北“网红村”的十年之变：这场改革为何持续焕发生命力？

潮新闻讯 “遇到难题了怎么办，可以去找道德评判团”，现如今在嘉兴桐乡乡村，这已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十年前，桐乡在全国率先开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试点，较早将“德治教化”作为培育社会治理内生动力的基本途径，一场以“一约两会三团”为载体，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轰轰烈烈地铺陈开来。

此后，发轫于浙江小城的自治、法治、德治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多年来，桐乡市深入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通过“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探索建立起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道德实践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良性互动的新模式。德治如何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又如何助力基层法治建设？“三治融合”十周年之际，潮新闻记者走访桐乡四个“网红村”，试图窥见这场改革持续焕发生命力的密码。

从村试点走向全国

首创“道德评判团”

就在几天前，桐乡市越丰村的全国首个三治融合馆“焕新”——历时三个多月的提升改造工程完成。这场升级经过了村民们的集中协商讨论，这背后实际暗藏了一个村庄“三治融合”的十年改革故事。

在越丰村“协商驿站”里，桐乡市越丰村党委书记吴新惠，回忆起10年前越丰村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吴新惠说，“十年前，因为临近高铁站，高桥镇越丰村区位优势逐年凸显，经济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纠纷激增，外地人口的不断涌入，传统乡村治理边界被打破，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难以适应新的挑战。”

面对“成长的烦恼”，桐乡主动求变。2013年初，桐乡市委、市政府在越丰村启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试点，旨在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十年间，越丰村建立“一约两会三团”的治理模式：成立了“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村民们在房屋征迁、村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有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建议权；组建了“百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和“法律服务团”，搭建了村民积极参与的便民平台，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新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2014年，“三治”建设成为浙江省创新社会治理的六大机制之一。2015年，桐乡市建立“三治”建设长效工作机制。2017年，“三治融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十年后的今天，“三治融合”从村试点走向浙江走向全国。越丰村面貌日新月异，一排排崭新精致的小洋房建成。村里公共设施齐全，小到一块“三治菜地”大到村庄中邻里中心的建设，村民都享有极大的“话语权”。

小积分里蕴含大智慧

村里的超市带动文明乡风

普通农村里的超市能有多特别？桐乡市堰头村的一家超市买东西不用钱。

“80积分可换居家护理一整年12次，一袋大米60积分，3积分可换一袋盐。关键村民们都觉得能用积分来换有面子。”蔡光秋是堰头村里的三治积分巡查员也是本村的村民，他热呵呵地给人介绍着村里的三治积分超市。

在堰头村，垃圾分类一直是一个“热词”。而“三治融合”积分犹如柴米油盐，已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循迹溯源，这事源于桐乡市率先在堰头村试点开展的“三治融合”积分制管理。“以前很多村民认为，像垃圾分类之类的属于公共的事情和自己没关系，推行积分制后，大家参与的热情变高了。” 堰头村党委书记唐荣方说。

唐荣方介绍，“积分”奖励全部由乡贤公益资金出资，村里以积分制的方式对村民开展考评，并将结果与先进表彰、诚信评价等挂钩，合理进行奖惩。“比如，你当志愿者，村里会给你赋分，但是如果你家门口的垃圾分类没有做好，村里也同样可以扣分。到年底，优秀的个人和家庭我们还会在‘我们的村晚’活动上隆重表彰，给予奖励。”

实际上，怎么赋分，要由村里 “道德评议团”说了算。通过“红榜排名、黑榜曝事”，以正反结合的方式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从源头上预防了矛盾的产生，真正达到了“矛盾不出村”的效果。

积分制管理实行后，蔡光秋对村里的变化感触颇深。

“我们每周都会对整个村子677户人家一一巡查，对发现的问题，我们都会一一给出扣分理由到户，如今整个村的村民都主动参与到其中，你拿10分，我要拿15分，大家你攀我比，现在村里路不拾遗，家家户户都整洁一新。”

一间共享农房

让村民有了拼布、画画的生活

在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村民的生活很惬意。

早上，可以先到村口的一站式自助服务区，量量血压，再沿亲水栈道晨跑；中午，实惠的老年食堂里可以用村里的积分免费吃上“一荤一素”的健康餐；饭后，可以来集漫画文创和研学为主题的“子恺漫画村”里遛个弯，或是在子恺漫居里免费学做拼布，也可以前往子恺画校学习丰子恺漫画画法……这是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村民的日常，也是桐乡农民“精神富有”的一个缩影，更离不开“三治融合”的探索。

“以前村子里哪里有这么整洁，更不要说还有这么多可学可逛可玩的地方。”村民俞女士说。

在墅丰村，写上墙的村民自治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放权给老百姓。墅丰村首先把目光对准了村民最迫切地需求——让“钱袋子”鼓起来。

墅丰村是个纯农业村，为激活“沉睡”的农房资源，村委会与村民们进行了几轮讨论，村民将房子一分为二，前面的辅屋则按照每平方米60元的价格租给村委会统一引入引入民宿、染坊、画校等各种业态，后面的主屋则由自己居住。村民沈林锋就是其中之一，“每年租金我就能拿到2万多元，引入的业态也增加了村民就业。”

通过‘共享农房’的模式，村里打造了“子恺漫画村”，带动收入600多万元。同时，制定了三个子恺·家教育同盟，建立了一个“推门可见、村社可感、家家可享”的家庭教育新局面。

十年前的几条板凳

成为了村中敞开的调解室

一张八仙桌、四条长板凳，纠纷几方落座，一个小小的“法庭”就此成型。

在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这样的“板凳法庭”成为了敞开的调解室。“之前村里有一户人家造房子，承包商建造时搭建的脚手架被一阵风刮倒，砸坏了底下村民的汽车。为了赔偿问题，三家吵了起来，差点闹上法庭。”听到这件事情，荣星村文化专管员于超群和村里的调解员立马请他们来到板凳法庭，帮他们进行调解。

“我们跟村民摆事实讲道理。”于超群说，“纠纷的三方在我们调节下，后来成功达成了赔偿问题。”

这两年来作为调解助手，于超群扮演着类似知心姐姐的角色，帮助村民们化解各种矛盾：“其实绝大部分调节的矛盾都是摘瓜之类的小事。但是往往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会成为两家人矛盾升级的‘导火索’。”

村民田玉珍告诉记者，“板凳法庭”是屠甸镇汇丰村在十年前首创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过去村民家里一有矛盾，调解员就会上村民家里，搬个凳子，坐下调解，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完善，后来在全镇推广。

除了由乡贤调解员、“红娘舅”调解员、新居民调解员队伍组成了矛盾化解队，每周固定时间，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还会进村提供咨询服务，确保了纠纷调处有人办、有人理。

如今在桐乡，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正在不断完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相关人员和律师组成的法律服务团实现城乡全覆盖。截至目前，荣星村的“板凳法庭”直接参与或牵头化解纠纷230余起，参与摸排走访服务200次，开展普法宣传50余起。

“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实践走到第十个年头，于超群最直观的感受是村里的摩擦变少了。“现在村里的矛盾真的很少，村里老人多，有时候缺柴火，大家都是一拥而上去帮忙，现在大家条件也好了，风气也好了，环境也好了，彼此相处更和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