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围绕同治皇帝的立嗣问题掀起的三场风波

清朝君主自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同治帝已历十代，皇位传承一直是父死子继。然而，随着同治驾崩和光绪帝即位，这一惯例似乎将被打破。同治皇帝一生无子，因此立嗣问题关系到同治的皇帝世系能否绵延不绝。围绕同治皇帝的立嗣问题，掀起了三场风波，并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同治皇帝立嗣问题的由来

同治皇帝名为爱新觉罗·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初五，庙号穆宗。他是咸丰皇帝的长子，生母为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六岁登基，十九岁即与世长辞，在位时间十三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

同治身染天花（一说梅毒）而死，并未留下子嗣，也没有任何遗诏。在此情况下，谁来继承同治皇帝的皇位呢？虽然事发突然，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如康熙十年规定“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具体来讲是“择胞兄弟之子以为嗣，次则择从兄弟之子”。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唯一的儿子，没有亲兄弟。如要立嗣，就只能从他的子侄中选一人过继。然而，无论站在血缘关系的角度审视，还是慈禧出于把控朝政的考虑，这一方案都不可能获得通过。

原来，在同治皇帝的叔伯兄弟中，除堂兄载治外都没有儿子。而载治本名载中，是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他之所以能进入到为同治帝立嗣的议题，是因为过继给了道光皇帝的长子——爱新觉罗·奕纬。虽然从名义上看，载治属于道光一系，但其实已算不上近支宗室了。至于他所生的儿子——溥侃和溥伦，无论长幼贤愚，在尤其重视血统和亲疏之分的封建宗法社会中，自然被淘汰出局。

既然“溥字辈无当立者”，那么能否从同治皇帝的平辈——“载”字辈中选择接班人呢？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要想继续垂帘听政，就必须在此范围内物色一个血统尽量相近且年幼的孩子。天子冲龄即位，自己便能以“养母”的名义代行皇权。然而，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有军机大臣提出“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虽未言明，但以慈禧的政治洞察力，不难听出此话的弦外之音。“贤”是对有才能的年长者的尊称，这等于排除了“立幼”的可能性。君臣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慈禧却话锋一转，不失时机地挑明“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文宗”是咸丰皇帝的庙号。于是，建储之事便隐约被替换成为咸丰帝“择嗣”。这就为载湉入宫、承继大统埋下了伏笔。

醇亲王奕譞和幼年的载湉（右）

载湉生于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父为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母亲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胞妹）。众所周知，慈禧太后是咸丰帝的配偶，而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子，和醇亲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因此，论辈分，慈禧不仅是载湉的姨母，还是他的伯母。同治皇帝驾崩时，载湉年仅四岁。在慈禧看来，载湉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只不过载湉作为堂（表）弟，不宜过继给同治为子。而咸丰帝只有同治一个儿子，同治之死意味着咸丰以来的皇帝世系走向了终结。为了避免这一结果的出现，慈禧太后颁布懿旨“以上（载湉）继文宗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不久，“诏以明年为光绪元年”。

从结果上看，光绪继承的是咸丰皇帝的皇位，而同治帝的皇位无人继承。慈禧为何不为同治立嗣呢？从内心深处来讲，慈禧是不愿与别人分享权力的。虽然自己的儿子龙驭宾天，但皇后阿鲁特氏仍居宫中。如要从“溥”字辈中给同治帝过继一人为嗣，则“己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至于“须幼者乃可教育”，表面看似孤儿寡母，其情可悯，不过是慈禧为了达到垂帘听政的目的，故意掩人耳目罢了。

二、广安“传旨申饬”

既然同治皇帝的皇位无人继承，那么光绪帝百年之后，他真的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同治吗？换句话说，同治的皇帝世系能否像咸丰一样绵延不绝呢？在内阁侍读学士广安看来，虽然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圣意悠远”，对这一问题在懿旨中也不乏交代，但在“理”上仍需稍作变通。此事不尽完善，因此“非臣下所可缄默也”。

光绪元年（1875）正月，广安就同治皇帝的立嗣问题正式向朝廷上奏，提出了一个可以引为“奕世良谟”的好办法，即“以诏命铸成铁券”。唯有如此，两宫皇太后的懿旨方“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为了表达自己对未来大统所归的忧虑，广安援引了宋史中的一个例子“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这是有违杜太后成命的，所以引来了无数的批驳和声讨。广安还谈到，最终立嗣与否的掣肘在于“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赵普）言引用”。而铁券铸成后，其上的文字不语自威，就算出现赵普那样的佞臣，“安得一言间之？”立嗣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万代”，广安向两宫皇太后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

然而，事与愿违，广安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他本人也受到了“传旨申饬”的处分。古语云“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在慈禧太后看来，既然已经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且“中外咸知”，哪有再议之理？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尽管权倾天下，生杀予夺，但为了树立自身的威信往往谨言慎行，正所谓“君无戏言”。广安以史为鉴，慷慨陈词，正是为了确保同治皇帝后继有人。虽然出于忠心，可还是触犯了性格多疑的慈禧太后，被其斥为“冒昧渎陈，殊堪诧异”。

客观来看，广安此奏是对懿旨中的承诺方式提出质疑和补救。而“传旨申饬”则类似于今天的通报批评，算不上十分严厉的处分。慈禧太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同治皇帝立嗣这一问题上确实有欠考虑。面对广安等大臣的指摘，她只能选择回避和拖延。虽然在必要时也可采取“杀鸡吓猴”的办法以正视听，然而事情真的可以就此结束吗？

三、同治皇后之死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1854—1875年），十九岁嫁与同治帝为后，二十二岁即撒手人寰。这位年轻的皇后究竟因何而死，是否与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有所关联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同治皇帝的大婚谈起。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同治帝的大婚典礼在紫禁城内如期举行。然而在此之前，对于“立何人为后”，两宫皇太后各自心有所属，一度相持不下。在慈安太后看来，阿鲁特氏“端庄谨默，动必以礼”，正是皇后的不二人选。慈禧却中意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她不仅比阿鲁特氏小五岁，而且“姿性敏慧，容仪婉丽”。既然产生了矛盾，就不得不请同治皇帝做主。一边是自己的嫡母，另一边是自己的生母，同治帝同意慈安太后的意见，决定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则被封为慧妃。俗话说“儿大不由娘”，这样的结果让一直养尊处优的慈禧太后感到难以接受，她恨皇帝在关键时刻不和自己一条心，但毕竟是己所亲生，血脉相连，又无法撼动慈安在宗法上的正统地位。所以，慈禧自然迁怒这位未来的儿媳妇（阿鲁特氏）。

清穆宗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像

同治帝与皇后感情甚笃，慈禧太后却横加阻拦。她不甘心接受既成事实，于是“召穆宗谕以慧妃贤惠，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而“无事不得辄至中宫”。在为同治帝立嗣这一问题上，阿鲁特氏曾对慈禧太后的决策表示不满。但怨言很快被慈禧侦知，慈禧召其入宫后“切齿大骂，批颊者三”。光绪即位后，阿鲁特氏的处境更为尴尬。一则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二则慈禧不为同治立嗣，而自己作为同治帝的遗孀，当今皇帝的堂嫂，也不好继续留在宫中。同治帝驾崩后，阿鲁特氏失去了依靠，悲痛欲绝，“誓以自殉，遂不复食”，最终在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日含恨离去，年仅二十二岁。

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虽然丝毫不影响皇权的过渡，但在客观上把阿鲁特氏逼上了绝路。从日期上看，这位皇后与同治皇帝的去世时间相当接近，前后仅相差七十五天。在她死后一年多，御史潘敦俨“疏请表扬穆后潜德，更谥号”。理由是“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众望所归，应以此告慰皇后在天之灵。而在慈禧看来，潘敦俨信口开河，揭露了皇后之死的真相，真是欲盖弥彰！于是将其“严斥夺职”。

由此观之，同治皇帝立嗣一事并未随着两宫皇太后懿旨的出台而告结束。潘敦俨的奏折，名为表彰皇后，实则为死去的同治皇帝鸣不平。但就结果而言，无论是广安“颁立铁券”的请求，抑或是同治皇后的死亡都没有使慈禧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俗话说“事不过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真正算是惊天动地，它也最终改变了慈禧的态度。

英国画家威廉·辛普森描绘的同治皇帝大婚图

四、吴可读及其“尸谏”

吴可读，字柳堂，籍贯甘肃皋兰（今兰州），“初以举人官伏羌训导”，后在道光三十年（1850）中了进士，自此步入仕途，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吏部郎中等职。出身于“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的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特立独行，直言敢谏。同治皇帝驾崩之初，吴可读“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后因朋友的劝阻只好暂且保留。光绪五年（1879），恰逢同治皇帝的陵寝——惠陵竣工，吴可读巧妙地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蓟州参加完送葬仪式后并没有马上返京，而是住进了马伸桥三义庙内。“昼则扃户出观乡人之渔于河上，归则秉烛达旦”，他要在夜深人静时奋笔疾书，一吐胸中郁结多年的忿懑之情。吴可读一针见血地指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尽管懿旨中载明“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但在吴可读看来，“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者所难言”，父死子继不仅是我朝的家法，而且是历朝历代相传的原则，因此不以为然。他说“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明大学士王直之为旧臣，而犹以黄竑请立景帝太子一疏不出我辈为愧”，在大统既定的情况下，贤相旧臣尚且不能劝皇帝信守承诺，何况一般的臣子？吴可读劝两宫皇太后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

那么，怎样才能“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呢？吴可读恳乞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一道，明确“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如此一来，即使光绪皇帝诞有诸多皇子，也不会有佞臣再进谗言。对于“尸谏”的时间选择，吴可读也作了说明“今逢我大行皇帝奉安山陵，恐积久渐忘，则罪臣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自己马上就要随先帝而去了，只愿遗言得到两宫皇太后的重视，而不是被视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在遗疏的末尾，他激情澎湃地写道：“罪臣言毕于斯，命毕于斯，谨以大统所系上闻。”为了确保同治皇帝后继有人，吴可读不惜以死明志，字里行间渗透出一位士大夫的拳拳之心。

在慈禧太后看来，吴可读“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的提法与同治十三年（1874）所降旨意有重复之嫌，因此未置可否。况且，清朝长期实行秘密建储，雍正七年（1729）曾颁发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所以未曾有过“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如果“预定大统”，则与这一家法不合。至于吴可读“在廷之忠佞不齐，众论之异同不一”的忧虑，很多大臣认为实属多余。在他们看来，“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断然不会重蹈宋、明覆辙，况且皇上本身就是一位至仁至孝的君主。此外，对于吴可读的临终所请，清廷的回应尚属积极。光绪五年（1879）四月初十，两宫皇太后下发懿旨“皇帝受穆宗毅皇帝托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样一来，建储与立嗣的关系就得到了平衡，二者“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不仅弥补了先前懿旨中讳言继统的缺陷，而且没有违反祖制，对吴可读的遗愿作了理论上的交代。鉴于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慈禧太后命吏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五、结语

上述同治皇帝立嗣问题背后的三场风波中，无论从当时的结果还是后世的影响看，都以吴可读的“尸谏”行为最为显著。与广安、潘敦俨等大臣相比，吴可读选择了更激进和冒险的方式。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古代官员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一点恰好在吴可读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吴可读之所以能做到舍生取义，慷慨赴死，并非因为他是同治皇帝立嗣的利害关系人。他的死完全是出于“公心”，即为了清朝的江山社稷着想，因此又与同治皇后临死前的被逼无奈有所不同。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吴可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二十九年后，继承同治帝皇位的不是光绪帝的儿子，而是他的侄子。光绪一生无子而且死在慈禧太后之前，慈禧临终前立溥仪为帝，“嗣穆宗（同治帝），兼承大行皇帝（光绪帝）之祧”。这到底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人力为之呢？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