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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杨炯了,除了一些上学的背过“初唐四杰”的学生。相比于初唐四杰中名气很大的王勃和骆宾王,杨炯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了。
默默无闻的原因其实也可以想得到,毕竟哪个孩子小时候不是因为一首“鹅鹅鹅”走向诗歌文学的殿堂呢?又有哪个孩子不是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再次领略到了该死的音韵之美?
而杨炯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对于他,了解的确实太少了。
他在一首《从军行》中,曾经表达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叹,读书人主动投笔从戎的例子,只有班超和他了好像。为什么会这么“想不开”呢?毕竟当时当兵,可是一个苦差事。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他和大唐的故事。
贵族之后,宦海沉浮
杨炯是真的贵族。他出生于陕西华阴,当年的陕西,可是正儿八经的天子脚下,而华阴弘农杨氏的美名更是天下皆知,就连隋文帝杨坚,都可以算作杨炯正儿八经的亲戚。
和很多神童一样,杨炯自然是非常聪明,博闻强记,对于诗词尤其精通。
从小就聪慧的杨炯,10岁被举为神童,年仅11岁就待制弘文馆。弘文馆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地方,虽然也不是什么实权部门,就是负责一些书籍的整理,给朝廷的礼仪做做方案,提提意见,但是它同时也每年招一些神童,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但是当时能到里面学习的非富即贵,杨炯11岁就来了,不能不说他聪明。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后来在中书侍郎薛元超的大力举荐下,杨炯一年两迁,仕途走上了快车道,先是崇文馆学士,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子李显的属官,未来是一片大好。此时的杨炯,意气风发,是大唐未来正在闪闪发光的明星,将来要是太子登基了,他肯定是从龙之臣,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光彩。
可是唐代太可悲了,太子的属官,比如李建成,还有这位太子,都特别惨,因为李显的妈,是武则天。在光宅元年,杨炯35岁之时,徐敬业发起了一场大的动乱,由于不满武则天专政,他们起兵反对武则天。可是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叛乱就戛然而止了。
这本来也没有杨炯什么事,但是巧的是,在徐敬业的这次叛乱里,有一个叫杨神让的人,他还有另一身份,是杨炯的族兄。叛乱平息之后,武则天一查,直接把杨炯定义成危险分子,直接贬到梓州做参军去了,他开始自己的流浪。
高层的动荡,人心的险恶,不禁是他发出了“我无为,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感慨。在前往梓州的路上,杨炯看着原来越远的长安城,自然而然地又生出了“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的感慨了,我想,他此时一定想到了那个著名的“长安与日孰远”的典故。梓州其实是个不错的地方,也不是如此如此荒凉,毕竟“初唐四杰”中除了骆宾王,都曾在梓州游历过一段时间。
在梓州期间,杨炯虽为贬谪之身,但却依然对大自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心思,创作了大量诗文,比如《和刘长史答十九兄》等等。而出自这些诗文的,“街巷涂山曲,门闾洛水滨”“宝剑丰城气,明珠魏国珍”等句子,也在某种程度上,一扫那些宫体诗的哀怨俗词,在绮丽诗风之外,另创了自己的风格。
杨炯在梓州任满之后,又回到了洛阳,与另一位大诗人宋之问同时在习艺馆任教,习艺馆是当时专门教习宫人学习文化的机构,一个诗人,一个有宏图抱负的诗人,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无疑是一种侮辱。
在习艺馆任职的都是些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杨炯虽然出身名门,也自然不屑于和这些人为伍,他觉得他们腹中空空,就是个绣花枕头。
杨炯的性格自然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脸色,还取了一个“麒麟楦”的典故来讽刺他们像那披着麒麟皮的蠢驴一样,这样的人自然是混不下去的,杨炯回到京城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又被贬谪到盈川当县令,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在盈川令上,杨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他多次亲种农桑,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仅仅两三年之间,盈川便大治,百姓也安居乐业,但杨炯在同僚那里,却屡遭诋毁,有人说他为政残酷,遇到不顺心的的人就鞭打他们,还喜欢夸耀自己,经常张贴自己的美名,这一点在《唐才子传》中也有体现,传说他去盈川的时候,张说把《箴》赠送给他,让他不要为政苛刻。
而在民间,杨炯的风评却一向很好,据《衢县志》记载,杨炯“以岁旱祈雨不得,遂赴井死”,为了纪念杨炯的德行,村民推举他为“城隍神”。并且千百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把杨炯当作“贤令”来祭祀,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民心是不会骗人的。
“不如投笔去”
初唐四杰中,杨炯属于比较好命的类型,相比于王勃的早逝和骆宾王的不知所踪。
但是他也是不幸的,因一场谋反被牵累,后来因为耿直被排挤。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华而不实的“麒麟楦”,可以身居帝国高位,也想不明白那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无法改变。
他就想逃避,往哪儿逃避呢?他想当兵。
然后,他就写了开头提到的那首《从军行》,来抒发自己纵马边疆,报效祖国的感情。
开篇就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他不平啥?在诗里是因为烽火照西京,敌人来袭而不平,但是这首诗里的那个“我”,此时应该只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隔着重重楼台,看到了“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这是唐军的出师盛状。
然后他的想象来到了边塞,他就写道“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塞外风雪寒,但是盛唐诗,永远是一种昂扬的基调,他不会像后世的杜甫一样,写什么《兵车行》,他用风雪,来衬出将士们的勇猛,他的脑子里,一定出现了李靖深入大漠的神勇模样。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两句,太有名了,以至于后世的化用,不计其数,有王维的“岂学书生辈,窗前一老经”,也有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简单,直白,是个中国人都懂,却自有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气在。除了这句著名的“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他还在《出塞》中写过“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在《紫骝马》中写过“匈奴今未灭,画地联封侯”等等。
这些边塞诗歌,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胸襟抱负,他的志在千里,杨炯就是这样的骄傲,本是经天纬地大丈夫,仅可投身于刀笔吏之间,即是他这刀笔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从来没有去过边塞,陈子昂感受过燕赵苦寒,登上幽州台,发出那一声著名的长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白就是从唐王朝最西边过来的,并且在六十岁那年,还跟着永王的队伍,打击安史叛军。
诗人们也并不都是老书生,尤其是在唐王朝这样开放进取的时代,燕赵的苦寒,西北的风沙,还有那神秘的西域,孤立的玉门关,阳关,自然那些诗人产生了无穷的兴趣,同样,诗人们的足迹,更是那些建筑永远不倒的原因。
这一点,一直未曾收复燕云之地的宋代人是体会不到的。
巧的是,初唐四杰在这方面,有共同的志趣,卢照邻写过“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骆宾王更是数度从军,他写过气宇轩昂的“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甚至之后还加入了徐敬业的队伍,写下的《讨武檄文》直接把武则天吓出了一身汗,连连说“这是宰相的过错啊”。
当时唐王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疆域之盛,开拓精神,军队成了跻身富贵的另一条路子,吸引了很多志在报国的勇士。从东边的太平洋到西边的葱岭,唐王朝盛极一时,但是如此尚武的社会上,只留下他,有心报国,无门路可走的背影,他只得在诗歌中,想想自己身跨骏马,投身疆场的气概,数千年之后,少年纵马奔驰的背影,依然清晰可见,在诗里。
也不知道有一天是不是喝多了,杨炯在听说了王杨卢骆的排名之后,他说自己“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就是说自己哪配和卢照邻相比,而王勃又怎么能和自己相比。嘴炮是打够了,但是身体倒是很实诚,王勃死后,他还是乖乖的将王勃的诗文都收集起来,汇编成卷,并且为他亲自作序,并在序言中对王勃给予了自己的充分肯定,杨炯还是有数的。但是如果你去问他,他估计会板着脸说,我只是希望后来的人把我和他之间,有个比较罢了。
盛世繁华
我们最后,说一说,大唐。
没有大唐的风气,是产生不出李白,杜甫,甚至是杨炯的。
在杨炯的时代,我们的玄奘刚刚经过西域三十六国,去遥远的印度,在戒日王手里,取到了大乘佛经。
在那个时代,李白刚刚在大唐的最西边出生,虽然生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但是无可否认,他是我们民族诗歌的骄傲,我们的月亮,没有李白,不知道会黯淡上多少分。并且他还会剑术,“十步杀一人”,不仅仅是诗,还是那个时代尚武的号角。
唐和这个时代的气质,是落日下,一剑一酒一歌。
在杨炯之前,有薛仁贵,在他之后,有高仙芝,有哥舒翰,在他们手上,率军奔袭成了一件艺术品,他们翻过帕米尔高原,也穿过漠北的苦寒之地,连后来“一人灭一国”的神话,也不过是用借来的区区几千士兵,顺手灭掉了最强大的中天竺国罢了,而这样的功绩,回国之后,只是升官半级而已。
我们的先辈,那时候,尚武却不滥用武力,文明却不因文明而软弱,大唐在西域,大唐在南诏,大唐甚至还在贝加尔湖,只是这一切,后来都毁在一个叫安禄山的胖子手里,然后经过了之后的一千多年,我们慢慢磨掉了那股子唐代的精神气。
杨炯看到的,是一个尚武崇文,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们的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伴随着轰轰烈烈铁蹄声的,是一个时代的气韵。
这样的时代,这样昂扬进取的时代,又怎么能不让人心驰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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