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一辆战车，那么商鞅是如何给它挂到高挡位的

大家一起来读史：成也太子败也太子！

公元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召见名臣贺若弼，问他太子能不能够托付将来，贺若弼回答说：太子没有过失。

这样的回答激怒了贺若弼的老朋友、名将王轨。

王轨质问贺若弼，你我私底下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在面圣的时候，你却说了假话，为太子打圆场？

贺若弼解释到，这就是老兄你的不对了。这样的大事，能够随便表态么？搞不好就是灭族啊！你没听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老话么？

这是《资治通鉴》和《隋书》中都记载过的一则往事。

我读了这段历史后，深有感慨。

古代官场险恶，大臣最得罪不起的除了皇帝，恐怕就是太子了。

所以，纵观古代历史，像王轨这样急于公心的大臣不多，而像贺若弼这样慎于私身，明哲保身的大臣却比比皆是。

由此，我想到了商鞅，商鞅难道就参不透这样的利害关系么？对他来说，真可谓是“成也太子，败也太子”。

此话怎讲？听我说来！

正文

治理国政，从大的视角来看，关键要看两大方面：一看拿主意，二看执行力。

一、画策帝国路

就“拿主意”方面来说，秦孝公是公元前362年上位的，他上位之初的形势可谓是岌岌可危。

其他诸侯国，无论大小，大都瞧不上秦国，平常会盟根本不带秦国玩，就连楚国也视秦国为夷翟。

于是，颇有一番雄心的秦孝公发愤，向天下发布“求贤令”，谁可以让秦国富强起来，他就与谁共富贵。

这才吸引了金凤凰，有了公元前361年的商鞅入秦。

一个是想要发愤图强，但却苦无良策的明君秦孝公；一个是主意在胸，但却苦无施展之处，不见伯乐的落魄士子公孙鞅，两个人的相见，可谓是天作姻缘，一拍即合。

所以，商鞅出主意，孝公拿主意；耕战蓝图一出，变法之策遂定。

这就是第一步，拿主意。君臣二人确定了秦国未来要走的方向（富国强兵）和路子（内重耕织、外重军功，法令治国，变法强国），第一步就大致完成了。

二、执行看态度

剩下的就是不得有半点马虎的第二步：执行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分两个阶层来看：

（一）、官吏和贵族阶层。

这些人又可以分为三个派别。

1、积极支持新法的官僚和贵族。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革新派，其核心人物就是秦孝公和商鞅。

这对君臣组合，既是拿主意的人，当然也是执行力最强的核心人物。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景监在内的一部分官吏，他们是核心人物的追随者，也是保证新法落实的中坚人物。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候的秦国比作一辆即将轰隆隆启动的战车的话，那么以孝公和商鞅为核心的革新派无疑是将这辆战车踩下了离合器，点火，挂挡，启动了，虽然他们只是个新手，或者说菜鸟。

2、坚决反对新法的贵族官僚。

这些人有很多，可以称为守旧派。他们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身居要职的老臣甘龙、杜贽，他们其实是横在新法面前的巨大障碍，他们想要狠狠地踩住帝国战车的离合器和脚刹，一踩到底，不放松。

3、无所谓支持还是反对，或者说态度不很明显，他们包括一些按部就班者、徘徊观望者。

这些人当中，最为耀眼的应该是太子，对太子来说，推行新法，对他的利益没有多大损害，起初他可能也就是一个徘徊观望者。

但是对于太子周围的近臣们，尤其是宗室们来说，他们几乎是必然要反对新法的，因为商鞅变法首先要削弱的就是宗室的地位和待遇：无军功，就要被开除属籍。

因为秦孝公的主意已定，反对者们知道无法撼动，所以就只能寄希望于太子，因为太子将会是未来的国君，太子的态度决定着大秦后边几十年的“游戏”规则。

而且即使就当时来说，太子也可以成为守旧派们应对革新派的法宝，这个我们稍后说。

所以，太子是革新派和守旧派都要拉拢的对象，他的事情将决定着秦国这辆战车所挂的挡位。

（二）、广大秦国百姓，包括平民和奴隶。

大秦这台战车的正常行驶，除了需要官僚阶层的努力外，万万不能忽视的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的参与。

有了他们的参与，才能保证新法的执行力，他们也是新法所要面对的最主要的对象，没有他们的参与，战车就不能正常跑起来。

但是他们也几乎是最不关心新法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能维持生存都属不易，要拿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那是基本不可能的。

自己的苦自己受，在那个社会，他们不指望“肉食者”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肉食者”毫无公信力可言，谎话连篇。

可是，商鞅的新法，尤其是军功爵制，对于想要跨越阶层的普通百姓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

新法要想推行，就必须要让广大百姓参与进来，要让他们懂法，可是如何才能唤起他们的自觉心呢？

商鞅想到了一招，就是被后世广为传颂的那个“徙木立信”。

商鞅在闹市中心，立了一根七八米长的木头，说要公开招募一人，只要此人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算完成任务，赏金10金。

百姓都不知道官府唱的是哪一出，所以一直徘徊观望，怕搞出什么乱子来，直到商鞅将赏金提升到50金，才有人“富贵险中求”，鼓起勇气将木头扛走，不想还真就拿到了50金，百姓这才大开眼界，商鞅算是为秦国朝堂收回了一些公信力。

新法于是推行起来，秦国这辆战车这才开入正途，在规划好的路线上，以常速跑了起来。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在秦国这辆行驶起来的战车上，坐着身份各异、心思不同的人群，有官僚贵族，也有百姓奴隶；有新法的拥护者，也有新法的反对者，还有对此无所谓关心者。

三、“战车”要提速

于是，在变法满1年后，各种矛盾纷至沓来，仅在栎阳都城，就有上千人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的不满，但是最大的挑战却还是来自于太子这里，太子以身涉法，犯法了。

于是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秦孝公和商鞅，他们在看这两位“拿主意”的人到底会如何处置太子？

有的人在等着他俩采取霹雳手段，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有的人在等着看他俩笑话，坐等他俩包庇太子，从而给新法最狠的打脸。

即使是在秦孝公和商鞅这里，他们的内心也在看着自己，自己和自己较劲，是新法重要，还是太子重要，取舍之间，关系成败。

选择了包庇太子，那么就意味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那点公信力，将会彻底坍塌，那么大秦这辆战车随时都有熄火的可能，甚至是挂了倒挡，开启倒车。

选择了执行新法，那么就意味着，他们闯过了路途中非常难过的一个坎，他们过了自己的心坎，也过了那些中间分子的心坎，更重要的是过了广大民众的心坎，他们的公信力大幅度提升，而且由此也绝了守旧派企图倒回去的心。

秦孝公和商鞅最终选择了后者，正如《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言：

“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商鞅给出了惩罚太子的理由：为了新法的正常运行。商鞅也给出处置的办法：对太子的两位老师处以刑罚。

可能有人觉得，没有罚太子本人，这还是避重就轻了。但是我们要站在古人的角度来看，太子是未来要做国君的人，不可能去处罚他本人的，而处罚太子的老师，在当时已经是不得了的做法了。

而且从事后人们的反应看，人们确实不再当法令如儿戏了，人们都知道商鞅这是要动真格的了，于是大都开始严格遵守法令了，秦国的执行力由此飞跃起来了。

我们喜欢历史的读者，以往一般关注的是商鞅徙木立信一事，其实那个事情只是个开头，可能给秦国官府收回了那么一点公信力，但是效果未必如后世传言的那么明显。

秦国真正收回公信力的时候，恰恰是在处置了太子犯法的事情之后。

商鞅处置太子的事情，让我想到了二战时的苏联坦克兵，他们当时的主战坦克是T-34坦克，换挡的时候总是卡着，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招：拿锤子敲摇杆，就是所谓的“锤动换挡”。

商鞅的行为，就好比是“锤动换挡”，虽然艰难，但是却成功将“秦国这辆战车”挂到了高挡位，使战车开始在规划好的正途中高速奔驰。秦国的国家机器由此高速地运转起来，立竿见影。

史书称三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大悦”。

再之后就是秦孝公迁都咸阳、收回河西，逼迫魏国迁都大梁，从而受到周天子的礼遇和各国的忌惮，事实证明，商鞅变法成功了。

四、商鞅的“赌注”

商鞅变法的成功，不仅意味着秦孝公和秦国的成功，也意味着商鞅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可是商鞅在事业上名利双收的同时，他个人的人身安全却开始显现危机。

他出门的时候，需要众多的守卫严格保卫，但是商鞅最大的危机未必来自于路旁，而来自于朝野。

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提一个守旧派的人物赵良，此人虽然站在旧贵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但是他对商鞅命运的分析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曾劝商鞅主动隐退，商鞅不从，他便对商鞅说，秦孝公一旦驾崩，秦国要整你的人，何止是两三个，君“亡可跷足而待也”。

不过，这时候的商鞅，给我们的观感是，比较自信。

此时的商鞅当然应该知道秦孝公的身体日趋不好，他也该清楚当初曾被自己处置过的那个太子未来将会登上大位。可是他甚至都没有为自己的后路做过周密打算，以致于后来事出仓促，无法收场。

商鞅难道是在侥幸太子会放过他一马？就因为处置太子一事，也是秦孝公的决定？就因为他当年也确实没有处置太子本人，而只是处置了太子近臣？如果真是这样，商鞅就太糊涂了。

其实，关于处置太子的事情，如果商鞅当时没有处罚还好，太子或许还有可能成为商鞅生命中的“第二个秦孝公”，可是商鞅当年选择了法令，就意味着选择了搏命，太子从那时起，就大概率地与商鞅绝缘了，商鞅的法令，太子可以继续执行，但是，商鞅这个人，太子将会给自己和旧贵族一个交待。

最终，商鞅没有看清这个道理，秦孝公先他而去，太子成为秦惠文王，又是一代雄主，在这样的雄主眼中，是揉不得沙子的，秦国有新法就可以，至于商鞅个人，旧恨新势一叠加，他凭什么保商鞅？除掉尾大不掉之臣，给旧贵族们一个交代，踢掉让他厌恶的那个人，烧好那上位之火，一举几得，商鞅的悲剧早就有迹象了。

结语

综上所述，就拿主意的方面来说，秦孝公和商鞅的君臣组合，给秦国这辆战车规划好了方向和路线。

就执行力的层面来说，秦孝公和商鞅又将秦国上下全都请进了手动挡的这辆战车，他们先是点火，启动，然后再经过商鞅徙木立信一事，又让这辆战车跑入预设路途，常速跑了起来。

再之后，就是通过处置太子一事，使秦国闯过了艰难路坎，锤动换挡，给帝国战车挂上了高挡位，从而使大秦战车开始高速奔驰起来。这才有了商鞅变法的成功，这才有了商鞅事业的成功。

然而，商鞅事业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太子的处置；商鞅个人的悲剧，也正源自于他对太子的处置，正如文章开始时，贺若弼的观点那样，事关太子的言行，那可是有可能搭上身家性命的事情，何况是对太子的公然处罚，商鞅成就了事业，却丢掉了性命，真可谓“成也太子，败也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