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推行“农战”政策与帝国兴衰有何关系

内容提要：商鞅推行“农战”政策，是秦国家体制“战国模式”构建的重要组成。“农战”重“法”，与“赏罚”形成整体性关联，着意构建“君—民”联结，塑造“农战之士”。秦惠文王以降调适“君—官”层面，宗室、大臣势力重振，“富强也资人臣”状况逐渐呈现。至吕不韦执政，政策出现较大波动。始皇帝统治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事皆决于法”，并尝试“农战”政策调整。后期转向“外攘四夷”，严酷役使民众，“农战”政策效能不再。二世统治亦分前后两期。前期继续始皇事业，“用法益刻深”，摧折“君—官—民”联结，山东“新地”掀起反秦浪潮。后期“行督责之术”，以“术”辅“法”，破坏故秦之地政治结构，帝国终至覆亡。“农战”政策推行，并非直线向前，而与秦政相互作用，呈现一定幅度的波动。相关探讨或为秦国崛起至帝业兴衰的历史进程提供认识线索。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2020年01期

一引言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兵强，渐由僻远西垂崛起，东向争衡天下，最终完成帝业。探讨秦政治军事体制的确立，应立足相关政策推行，亦即回归变法本身。商鞅变法研究，成果向称宏富。①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整体上把握商鞅倡导的政治军事政策?这一政策在随后推行中是否发生过变动调整，具体变动幅度怎样?相关政策与秦政治结构之间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为理解统一实现及王朝短祚而终，是否也能提供新的线索?②

商鞅变法改制，涉及内容广泛。其要者，以往习称为奖励耕战。然较《韩非子》《史记》，《商君书》使用“农战”较“耕战”远为普遍，且用作篇名，故这里使用“农战”一语。徐复观指出商鞅变法“彻底抛弃了封建制度中由身份而来的统治结构，代之以耕战为中心的统治结构”②。“农战”政策要旨“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③，看似极为易晓，却存在诸多易被忽略问题。为更好地探讨“农战”作为国家行政政策与秦政间的互动，研究应选取一定的参照。学者多注意古代中国存在一元化政治权力结构，如王亚南“官僚政治”、张金光“国家权力中心论”、刘泽华“王权支配社会”、王家范“政治一体化”、雷戈“皇权主义秩序”等学说。④不过，王亚南关注“由官吏支配农民，是施行官僚政治”⑤，张金光亦关注“官民二元对立”，刘泽华重视皇权及“皇权—官僚权力体系”，雷戈强调“皇帝—民众关系的二元对应性”。上述可表示为：“官—民”、“(君+官)—民”、“君—民”。与之相较，阎步克提到“真正构成帝国大厦支柱的，是君—臣—民这个三层一元的政治秩序”⑥，所论虽偏重官阶制度及官僚品位结构，但归纳更显全面。这里参考相关分层，更侧重从“君—官—民”政治结构的角度，观察“农战”政策推行与秦政发展的互动关系。

需要指出，“君—官—民”政治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发展、社会秩序的变迁，关系密切。政治体制层面，它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社会秩序层面，它又是从封建体制到郡县体制转变的结果。这里着重从政治文化层面思考，主要将“君—官—民”政治结构作为坐标参考，以更好地观察商鞅法治理念、“农战”政策实践及帝国转向等问题，望能较既往更精细地进行阶段与结构分析。分层具体包括君—官、君—民、官—官、官—民等层面；各层分类，官包括宗室贵戚、公卿大臣、士大夫、官人百吏等；民包括农、工、商、儒、言说者、侠、处士等。

二商鞅“农战”政策肇创与“君—民”联结

商鞅于孝公三年(前359)进说秦君，六年(前356)被任为左庶长，开始变法，至二十四年(前338)去世。变法前后推行了十八年。以孝公十二年(前350)迁都咸阳为界，变法分作两次。《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第一次变法，举措居前者为：

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商鞅在此前制度基础上行什伍连坐之制，全面加强对民众管控。以往探讨秦地方行政的闾里什伍之制，多追溯至此，大体依县、乡、里顺序依次考述。然而，秦县制的全面推行与县、乡关系的确立，却发生在第二次变法时期：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⑦

向被忽视的问题浮现出来：秦并非在循序实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后，才开展对民众的控制，而是远在制度规划之前的变法伊始，即行什伍连坐之制。这主要依靠将军事管理移至民政。不仅什伍组织来自军事系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匿奸者”与“斩敌首”“降敌”赏罚相当，亦显系以军法控御。而举措着意所在与实际凸显的，乃是“君—民”层面。

本传复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农战”不仅要求民众“僇力本业”，以务“耕织”，即固着于农，而且对“怠而贫者”，严加论处。君主实行“农战”所关心的，是政策可带来的最终收益。“农”对应赋税，“战”对应兵役及徭役。“农战”是君主为使民众提供最大限度赋役而做出的政策设计。赋、役各自在供给上均需相当的时间成本，而“农战”注重“内(农)—外(战)”间的充分结合，从而使“赋—役”呈现最大的供应效能。处当时国际环境之下，这是秦国家体制“战国模式”构建思路的重要组成。

“农战”不仅注意“内(农)—外(战)”结合，还以“赏罚”(“刑赏”)为实现手段。相较于齐国偏重雇佣性质的技击、魏国偏重募选性质的武卒，秦国以普遍征兵性质的锐士为重，在严行赏罚之下，“最为众强长久”⑧。成篇稍早的《商君书·农战》云“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去强》更提到“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靳令》又云“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⑨。“武”“粟”与“爵”“任”，分别实现了对应。“农战”与“官爵”之“赏”，逐步建立起系统性联系：

关联背后，再次突出“君—官—民”结构中的“君—民”层面。“赏罚”之柄在君，“农战”更多体现的是秦君与民众的联系。《商君书·农战》“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主待农战而尊”，“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信可以守战也……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算地》“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壹言》“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⑩。“官爵”“名利之柄”“操”之在“主”。“农战”政策下，民众“为上忘生而战”“亲上死制”，以实现“尊主安国”。章太炎云：“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平也。”而“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11)。

吴起、商鞅同为卫人，先后入魏，前者稍早曾在楚国变法，二人经历有近似一面。有趣的是，太史公曰“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12)，又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13)，一作“刻暴少恩”，一作“刻薄”“少恩”，性格也相似。《史记》记吴起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14)。《韩非子·和氏》提到吴起建议楚王“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15)。吴起变法虽与商鞅相近，(16)然细按引据，所行更偏重“农战”之“战”，以“抚养战斗之士”“精耕战之士”“奉选练之士”为依归。郭沫若有关吴起变法意在争取“人民”的议论，(17)今观仍多有胜义。强调“君—民”关系的“农战”政策，在更广阔层面建立起新的国家秩序。

三《商君书》所见秦民群体划分与“农战之民”的出现

“农战”政策下的秦“民”，主要指勤勉而为的农战之民。实际上，当时秦国主政者对民众从事“农战”之苦，多予承认。《商君书·徕民》“如此而(三晋——引者注)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为苦民而强兵者”，《外内》“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古时民众为维持生计、谋求收益，条件允许下，自会考虑改变所从之业，农人亦不例外。《商君书·农战》“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18)。战国世风之下，劳作辛苦而赢利有限的农人为生存所需，改换生计，或“务学《诗》、《书》”，或“事商贾”“为技艺”，应是自然而普遍的现象。(19)

依所务之业，《商君书》将民众划分为多个群体。农人称“农”“农民”“农战之民”“农战之士”，特点是“朴”“安居而恶出”。与农人相对，为“游食者”“浮学事淫之民”、“巧言虚道”之“劳民”(20)，特点是“言”“淫”“游食”“浮”。后类若细分包括“《诗》《书》辩慧者”(“《诗》《书》谈说之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及“处士”“勇士”等。(21)

《商君书·农战》提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相关又见《去强》《说民》《靳令》(22)，叙说互有出入。郑良树拟称为“国害”，将“《诗》《书》礼乐仁孝弟”归为儒家，“辩”“辩慧”归为纵横家，“非兵”“羞战”划入墨家。高亨以“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都是儒家的教育德目”。侯外庐以“所谓文学之士，即指出言谈不劳动而取得富贵的人”。刘泽华将“文士”分为“文学之士”“辩士”“游士”“游宦之士”等。(23)今按“辩”本有聪颖、敏慧义。(24)“辩慧”“辩知”亦有聪明、机敏义。(25)“辩”“辩慧”“辩知”进而有善言辞、长于论辩义，(26)且多属正面评价。故相关以“文学”“言语”为特征，主要指儒士，进而指以儒为代表的诸士，以与“法术之士”相对。随着时代发展，言谈之士颇为活跃，“五蠹”有“言古(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力”(27)。此类始与纵横家相近。

“游宦者”，又作“游宦之民”“游宦之士”。“五蠹”有“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28)。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摘录《游士律》，整理者注：“游士，专门从事游说的人”，引《商君书·农战》“言谈游士事君”、《算地》“诗书游说之士”以证。(29)需要指出，整理小组引文有误。“诗书游说之士”当作“诗书谈说之士”。《算地》篇下文重出，简作“谈说之士”(30)。《游士律》之“游士”，与“游宦者”接近，为外来无固定户籍者。

“技艺之士”，又作“技艺之民”“为技艺者”“技巧之人”。“商贾之士”又作“商贾”“商民”。商鞅及其学派反对弃农从商，但也承认农、商各有功用。《韩非子·五蠹》对商工危害扩大化之，突出他们与农人的利益矛盾。秦重视对国有资源掌控与官府手工业管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或偏重指个体经营群体。“处士”，赵良建议“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商君弗从”(31)。“勇士”，《韩非子·六反》提到“行剑攻杀，暴慠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32)，即“儒侠”之“侠”，“以武犯禁”。

士农工商，各有分业。然商鞅从国家利益出发，欲抟民于“农战”而已。蔡泽言“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阵之事”(33)。《商君书·垦令》还提到“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34)。后一材料，少人留意，今特予举之。这实际反映国家意志对民众需求的一种强力压制，君主帮助民众做出选择。商鞅“农战”政策下的“君—民”联结及“农战之士”的出现，亦是国家着力塑造的结果。

四惠文王以降“农战”政策的调适及“资人臣”“徕民”问题

《商君列传》记第一次变法，于“举以为收孥”下，最后提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介绍完与民众有关举措后，始涉及对宗室、大臣、官吏群体的交代。整体顺序呈现先“民”后“官”。相关群体由此均被纳入“农战”之中，没有例外。

变法举措，多为后世秦君所循。不过，“宗室多怨鞅”，孝公过世不久，商鞅即被告以谋反，而遭车裂之诛。此后“农战”政策推行，是否一仍其旧呢?学界以往很少从动态角度进行思考，而多沿袭成说。(35)揆之当时政治情势，问题似非如此简单。本纪“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列传作“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均提到太子犯法事，“自于贵戚”或作“自上犯之”。太子即为贵戚的总代表。变法遭遇各势力阻挠时，太子集团最有能力向商鞅发起挑战。而集团领军人物是太子傅公子虔。公子虔本人又是秦公子，具有“宗室+大臣”身份特征。待惠文王即位，诬鞅谋反而率先发动攻击者，恰是公子虔的党羽势力：“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列传最后称“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36)，相关反攻，是得到惠文王支持的。(37)

新君即位，原太子集团公子虔等人已获胜利。秦政此后应有所变化，秦策亦应有所调整。被压制之宗室大臣势力，有了恢复与发展。《过秦论》虽言“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然本纪对二君即位的有限记录，仍透露出较孝公执政时有所不同的信息：

孝文王元年(前250)，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

庄襄王元年(前249)，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

“赦罪人”即“大赦罪人”，“褒厚亲戚”与“施德厚骨肉”相对，“驰苑囿”与“布惠于民”有关。首末所言均偏重民，中间特别提到“先王功臣”“骨肉”“亲戚”两类群体。将此与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的举措对照，(38)反映惠文王、庄襄王对宗室大臣的重视与依靠。这是对商鞅“君—官—民”政治结构的重要调适。(39)战国末期，郑国为韩入间作渠疲秦，后被发觉，《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称“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请一切逐客”(40)。

伴随相关势力重振，“农战”政策遭遇新的状况。问题之一是权臣窃夺胜果。《韩非子·初见秦》云“是故秦战未尝不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41)。后文具体列举了四次“失霸王之道”(42)。面临重大决策时，秦“臣”未以国家利益为重。《韩非子·定法》又云“公孙鞅之治秦也……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43)。相关战果被张仪、甘茂、穰侯、应侯等“人臣”窃取，成为经营私利的资本，帝业由此被一再推迟。解决之道，在重“法”之外，亦当重“术”“以知奸”，以“术”控御大臣。从孝公、惠文王至孝文王、庄襄王，秦对待宗室大臣，经历了普遍压制、逐步纳入“君—民”秩序，到恢复倚重、承认地位作用，再至考虑以“术”加强控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