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到帝国衰亡，秦朝的政治演进与文化烙印

公元前221年，随着最后一个大国——齐的不战而降，秦国一统天下。如果从公元前230年灭韩算起，这场统一战争耗时不过十年，而此时，距离周平王东迁洛阳，天子失势、诸侯纷争，已经整整五百五十年了。

可能谁也没有想到，强悍的秦帝国并没有像始皇帝设计的那样“传之万世”，而是仅仅享国十五年，咸阳宫便在项羽的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不禁让人想问，曾经横扫天下、斩首百万的大秦雄师，此时到底去了何方？

自秦崛起后，世人常称之为“暴秦”，似乎秦朝的短命，一切都源于施政的暴虐。鲁迅先生却这样为其鸣不平：“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姑且不论先生之言是否玩笑，也姑且不论秦“暴”或是“不暴”，在中国封建史上，收拾乱世而大一统的王朝，历来国运不昌，自秦以降，西晋、隋、元，莫不如是，让人不禁好奇，这其中，难道蕴含着什么历史的规律？

秦之强盛，源自商鞅变法。据《史记》记载，在被重用之前，商鞅一共与秦孝公会面三次，从第一次孝公“时时睡”到第三次不知不觉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最高统治者用身不由己的行动，对国家的未来作出了选择。在与孝公的宠臣景监交谈中，商鞅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看来，从一开始，秦人就对尧舜禹汤表示了不屑一顾，而对“富国强兵”、武力称雄于天下，情有独钟，这便是后世名为“耕战”的国策。从此，一名秦国子民，无论男女，要么批甲执兵、血溅沙场，为国家开疆拓土而战，要么扶犁牵牛、汗洒田亩，为国家仓廪充实而耕。

为了用最短的时间，让国家独霸天下，秦人无所不用其极：为立信，赏五十金只是为把一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为立威，割掉了太子老师公子虔的鼻子、涂黑了公孙贾的面庞。至于在国际关系中，假借会盟俘虏魏公子昂、诈称石牛粪金灭亡巴蜀、欺骗楚国扣押怀王等等，在秦人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时间，天下谈秦而色变，合纵却之而不能。不得不说，仗山川形胜、逞刀兵刃强，震慑诸侯各国，伺机兼并鲸吞，的确是一条费时少、见效快，迅速扬威中国的捷径。

战国末年，有识之士早已看出，一统天下者，非秦即楚，这两个历来被中原诸侯视为“戎夷”的国家，其进取、尚武和勇敢精神，深入骨血，在中原先进文明的滋润下，其厚重的战车虎虎生风、势不可当。可惜的是，在两国“中原化”的过程中，楚人似乎融入更深，导致被成熟文明的恶习所拖累，而僻处西陲的秦国，早在秦穆公时代，就从戎王的使节由余口中，懂得了“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的道理，凝心聚力、专心致志以图强为唯一目的，当举国上下都抱定此信念，剪灭六国，又有何难哉？

其实，野蛮人征服先进文明，不止秦国一例，其他典型者如终结西罗马帝国的哥特人、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唯其“野蛮”，方能质朴，唯其质朴，方能聚焦，唯其聚焦，方能锋利。可惜的是，锋利是不能持久的，或许这就是大秦等王朝速亡的原因吧！一时滋润了战车的文明，还没来得及润泽整个民族，帝国便已经轰然倒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区区数十万八旗子弟君临天下的满清，以快速汉化换来了296年的锦绣河山。只是看到其统治末期的腐朽，真的不知道，对于民族而言，这应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