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哪位四朝元老，史书为何称其为千古罪人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金国使臣照例来庆贺宋孝宗的60岁生日。不巧，宋孝宗的养父宋高宗死了。宋孝宗悲痛得很，没心思接受庆贺，就命大臣京镗接待来使。

金国使者很不满意：为什么皇帝不接见我？按照隆兴和议的规定，你宋国皇帝还是我大金国皇帝的侄子呢！当京镗告诉金使，皇帝居丧期间不可能接见他时，金使又提出要在临安住下，等丧事办完再说。因为按照惯例，金国必须再派遣使者来祭吊，或许他想“一使二用”，既庆贺又祭吊，为大金国节约人力物力吧？

京镗早已看出了对方的用心，毫不客气地驳斥他，既然是为庆贺皇上诞辰而来，庆贺的礼节完成后，还有什么理由留在临安呢？金使无言对答，只得告辞而去。宋孝宗认为京镗维护了大宋国的尊严，非常高兴，当即提拔他为部级干部。

第二年春天，京镗出使金国，答谢其对宋高宗的祭吊。到了汴京（今开封），按照惯例，早有丰盛的宴席等着他。京镗提出，国丧期间，应免除宴席。金国大臣却傲慢地说，惯例不能更改。京镗只得让步，要求撤掉宴席上的鼓乐。然而金国要替去年的使臣争回点面子，就是不肯答应。

眼看着宴会马上正式开始了，金人仍要求京镗等人拜受酒果。京镗大怒，率属下返回馆舍。金人催促他们入席，京镗答道：“若不撤乐，不敢入席。”金人再来逼迫，京镗不为所动，徐徐答道：“吾头可取，乐不可闻也。”说完，镇静地率领属下走出馆舍，并厉声喝退另一拨金国士兵。金人知道京镗志不可夺，只得向皇帝禀报。

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听后叹道：“这是南朝的直臣啊，别再难为他了！”传旨免去鼓乐。此后，凡有宴请，金国都规规矩矩地先撤掉鼓乐，表示了对南宋应有的尊重。

宋孝宗听说后也大喜：士大夫们平日里谁不以节义自许？而像京镗这样临危不变者能有几人？京镗回来后，孝宗问他要什么赏赐，京镗说金人敬畏的是孝宗的威德，不要赏赐。孝宗更喜，当即提拔他为权工部侍郎。

显然，京镗不但是个外交家，还是个折冲樽俎（外交谈判）的英雄。

孝宗即位后立志于恢复故土，满朝文武都逢迎说只要皇上挥师北伐，必能顷刻间席卷中原。唯独19岁的进士京镗冷静地说，应该设法慢慢筹划，并以“今日民贫兵骄，士气颓靡”的分析打动了孝宗。

之后，他累经升迁，49岁时，出使金国回来不久，又被任命为成都知府。他一到任就废除了苛捐杂税，又平定了泸州叛乱，“蜀以大治”。很快，他因政绩卓著，回朝担任刑部尚书。宋宁宗登基时，56岁的京镗已是四朝元老。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京镗被拜为右丞相。四年后，京镗病逝，享年62岁。

宁宗即位之初，宗室赵汝愚秉政。不久，外戚韩侂胄排挤掉赵汝愚，执掌了大权。韩侂胄将指责过他的大臣朱熹等59人定为“伪学逆党”而加以贬逐，这就是“庆元党禁”。他自己则做了严章军国事，位在丞相之上，权势熏天，军国大事都由他说了算，皇帝也成了傀儡。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英雄外交家京镗的表现如何？遗憾得很，人们只能叹一声可惜！

晚年已身居高位的京镗，面对着韩侂胄的赫赫权势，“一变其素守，于国事谩无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风旨而已”。如果说，因为奸臣权势太大，自己势孤力单，不得不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倒也情有可原；可恨的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他还助纣为虐，干了不少坏事。

当韩侂胄欲贬逐赵汝愚，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谋于京镗”时，京镗果然出语不凡，当即亮出了致命的阴招：“彼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可也。”新皇帝最怕的不就是失去宝座吗？赵汝愚既然是皇室成员，对宝座的威胁就更大。果然，不久，赵汝愚不仅被免掉宰相职务，还被逐出京城，悲愤的他很快暴亡。

庆元党禁是韩侂胄一手制造的打压正直士人的大事件，而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专以“排击善类”为能事的刘德秀，就是京镗推荐给韩侂胄的。难怪《宋史》要说“一时善类悉罹党祸，虽本侂胄意，而谋实始京镗”。

在当宰相的四年中，京镗也有过直言进谏的时候。宁宗欲封宦官王德谦为节度使，京镗却要求皇帝将其拟好的诏书撕毁，理由是宦官执掌兵权往往会祸国殃民。在京镗的一再坚持下，宁宗打消了封王德谦的念头。

不过，在王德谦的传记中，人们却发现，原来，韩侂胄与王德谦争权夺利，而王德谦经常施展点小计谋而获得胜利，韩侂胄便“团结”部分朝臣，共同对付他，终于扭转了局势。显然，京镗不过是又一次站对了队而已。结果，王德谦被贬逐而死，韩侂胄则巩固并进一步扩大了权势。

庆元二年，刚当上宰相不久的京镗又发现了一个“人才”—刚从大理司直改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的史弥远。

一天，京镗屏掉左右，悄悄地对他说：“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他的眼光果然不错。京镗死后六七年，韩侂胄仓促伐金，惨败后被史弥远等设计杀死，史弥远成了南宋又一位权臣。在宁宗和理宗朝长达26年的执政中，他擅权用事，打击异己，使南宋政治日益腐败。至于史弥远有没有记住京镗的“知遇之恩”，另眼看顾其子孙，就不得而知了。

元人脱脱修完《宋史》也感慨地说：“（京）镗暮年得政，朋奸取容……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为千古之罪人，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犹如今天的“59岁现象”一样，一位一身正气、视死如归的外交家，在担任四川地方官时还能兴利除弊，显然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官员，数年后，位高权重之时，却“一变其素守”，投靠权奸，为虎作伥，迫害良善，成了地地道道的无耻小人，怎不令人叹惜！

究竟是京镗晚年“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受到权力的巨大腐蚀，抑或是权力本身缺乏有效的监督？个中缘由，怎不令今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