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五访小官，礼贤下士选贤任能，打造春秋强国

分合是历史进程的一个观察维度。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由分裂走向统一总是伴随着大国的崛起，而由统一走向分裂总是伴随着大国的衰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历史进程的分合规律实际上是大国的兴衰规律。

当我们谈及大国的兴衰规律，我们首先触及的问题就是大国的崛起。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许多王朝，他们力挽狂澜，凭借实力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时期齐桓公治下的齐国就是一个典型。

齐桓公即位之后，明确建立霸业的目标，随后选贤任能，尤其是他重用管仲，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又顺势而为，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对内扶助弱国，对外攘除蛮夷，最终成为可以号令诸侯、匡扶天下的中原霸主。

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以自救

齐桓公接手的齐国，可谓是内忧外困。春秋时期，礼乐崩坏，诸侯战乱不断，这是当时的大环境。而彼时齐国刚刚经历内乱，就连齐桓公即位也是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

对于这样一个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形势，齐桓公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深知，要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必须要有具备经世之才的贤士。因此，他的当务之急是广揽人才，为他出谋划策，成就霸业。

齐桓公依托高傒、鲍叔牙、宁戚、隰朋等贤臣，广开言路，广纳谏言，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这在当时影响很大。比如齐桓公“五访小官”的事迹。

（齐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夫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见，其可已矣！”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于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吾不好仁义，不好也。”五往而得见也。《韩诗外传》卷六）

当时听闻齐桓公招贤纳士，便有很多人向他举荐贤士。有一次，齐桓公听闻有一个人官阶虽小，但颇有才能，于是前去拜访求教。齐桓公一连去了三次，都没见到那个小官儿。

身边的人就对齐桓公说，“不过是区区一个小官，您堂堂一国之君屈尊降贵前去拜访，去了三次都见不到，那就算了吧！”

齐桓公听了很不高兴，他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人常说，小官不求荣华富贵，所以不需要巴结国君，而国君不崇尚仁义，所以不需要礼待小官。他可以不求富贵，但我不能不尚仁义。我势必要去拜访他。”

齐桓公仍然坚持去，最终在第五次拜访时见到了那个小官。

于是，齐桓公“礼贤下士”的美誉开始流传，甚至传到其他诸侯国。一时间许多能人贤士都慕名而到齐国，希望能得到齐国重用。这在《韩诗外传》卷六中有记载。

（“天下诸侯闻之，谓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也。”《韩诗外传》卷六）

当然，最著名的当然还是齐桓公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在“二子争王”的过程中，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谋臣，不仅是齐桓公（当时还是公子小白）的政敌，而且还曾射杀齐桓公，与之结下了生死恩怨。

所以，可想而知，齐桓公即位后，便想要杀了管仲。对此，但鲍叔牙不仅劝止，反而向齐桓公极力举荐管仲，称他有经世之才。而齐桓公真的放下了恩怨，重用管仲，足见其胸怀与气量。可以说，用管仲为相，是齐桓公改革成功的关键，也是他成就霸业的关键。

重用管仲，推行改革以图强

齐桓公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措施涉及政治、经济、贸易、民生等各个领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基于这样一个完备的体系，齐桓公把齐国打造成了一个民富国强的春秋大国。

政治上，管仲推行行政区划的改革，坚持国君以身作则尊重法律。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既加强了中央的控制力，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尊重法律的权威，明确国君应与庶民一道维护法律的威望，这为后世的法治提供了效仿的典范。

经济上，坚持“粟多则国富”，维护农业的根本地位，同时，充分利用齐国背靠渤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渔业和盐业。这种坚持“多点开花”的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激活了齐国的经济。

对外贸易上，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走引结合”模式。

齐国政府积极鼓励本土商人走出去做生意，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走出去”的商机，是与朝鲜、日本的商贸往来路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在考古方面是有文物佐证的。

同时齐国政府也注重吸引外商到齐国开展贸易，为此提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比如为了吸引外商来齐国倒卖齐国的“特产”鱼和盐等，齐国政府制定了非常诱人的税收的优惠政策，要么关税与市场管理费只交一种，要么关税降低至2%，要么关税和市场管理费都免交。这些优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齐国的对外贸易。一时间，商贾云集，往来不绝，足见其商业之兴盛。

在民生方面，齐国政府推出“富国先富民”、“贫富有度”、“维护公平”等原则，保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

《国语·齐语》中有记载：“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

可见齐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富民的重要性。为了维护富民成果，齐国政府坚持“贫富有度”原则，在土地分配上采用“均地分力”，以土地产出粮食数量为标准来保证实际的“平均”，制定针对不同的土地的折算方法，并在收租时根据土地质量收取相应的租税。这些在《管子》中有明确的记载。

军事上，齐国的军事改革的特点是“兵农合一”的军农一体化模式，这样既保证了生产，又保持了战斗了，既有利于稳定，又能提高作战效率，可谓一箭双雕。

经过一整套的内政改革，齐桓公治下的齐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小国，一跃晋升为民富国强的强国大国。

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权力真空期，依仗雄厚的国力，齐桓公带领齐国迈向“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国际大舞台可以说就是顺势而为了。而且有雄厚的实力，齐国在诸侯之间展开博弈就显得从容许多，也越来越游刃有余了。

顺势而为，“葵丘会盟”以称霸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渐式微，礼乐崩坏，诸侯早有各自为政之心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征伐礼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征伐礼乐自诸侯出”。

尽管周王室衰微，但周天子的名分还在，周礼表面上在诸侯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有鉴于此，齐桓公称霸是以“征伐礼乐”开始的，而且是利用周天子的名分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这个策略不可谓不巧。

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齐国于齐桓公二十二年击败山戎，帮助小国燕国解除了山戎的威胁，这一仗为齐国赢得了扶助小国的国际声誉。

随后齐国又出兵帮助邢国击败北戎，彼时已经获得一定国际声誉的齐国获得了其他诸侯的援助。而在之后的援邢抗狄的战争中，齐国与宋、曹组成了联军一举击败了狄军。自此，齐国“扶助小国”的军事援助行动中不再是单独作战，而是与其他诸侯组成联军协同作战。

最值得一提的是，齐国与鲁、宋、陈、卫等组成强大的诸侯联军讨伐楚国，以强大的武力震慑，迫使楚国订立“召陵之盟”。此举有效地遏制了楚国的肆意扩张，维护了中原诸侯的共同利益。

彼时，齐国已经通过“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将各诸侯重新凝聚在自己周围。齐国以一个大国“重礼”“守信”“讲义”的责任和担当获得了诸侯的称赞和拥戴。

接着，齐桓公便顺势而为，最终水到渠成。齐桓公三十五年，凭借自身的影响力，齐国在葵丘召集鲁、宋、卫等诸侯一起举行了“葵丘之盟”，周天子也派了代表参加。

在会盟现场，诸侯订立了盟约，周天子还特别册封齐国为“诸侯长”，由此齐国中原霸主的地位正式确立。

齐桓公称霸之后曾多次召集诸侯举行会盟，均得到绝大多数诸侯的响应，“可谓是诸夏之基本结合”。

（“齐桓公会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预。其次为鲁、郑、陈三国，各得十次。又次卫，得九次。又次为曹、许，各得七次。其中尤以齐、鲁、卫、曹、郑、宋六国，可谓是诸夏之基本结合”钱穆《国史大纲》）

结语

齐桓公重用管仲是他成就霸业的关键。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管仲，齐桓公的成就不可想象。因此，每每提及齐桓公，必然会提及管仲。齐桓公与管仲可谓是相互成就。

齐桓公因管仲的辅佐而成就春秋霸业，管仲因齐桓公的重用而成为一代名相。齐桓公与管仲相互成全，最终名垂后世，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

当我们再次回顾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们还是会为管仲的大智慧所深深折服，为齐桓公的高瞻远瞩、志存高远而赞叹不已。无论是为管仲而看齐桓公，还是为齐桓公而看管仲，我们总能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正是大国崛起的必备要素。古往今来，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