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价之宝大盂鼎，是迄今为止现存西周最大的青铜器

清道光29年（1849年）夏天，陕南地区连降大雨。

好不容易雨过天晴，在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李家村，）一位勤劳的农民伯伯，踩着泥泞的土地，锄去雨后疯长的杂草。

突然，锄头碰到一件硬物，农民伯伯以为那是一块石头，担心它会撞断锄头，便弯下腰，试图把石头从泥土中抠出来。

但他马上发现，那不是石头，而是一件生满铜锈的青铜器，而且体型异常硕大。农民伯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件青铜器挖了出来。

那是一件圆形双耳青铜鼎，三尺多高，上口直径二尺二寸，重约三百多斤。

此物一出，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看稀罕，一个叫宋金鉴的秀才也在其中。

宋金鉴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书念得好，人长得帅还年轻，关键是他家有钱，是当地的首富。

书念得多，格局就不一样。宋金鉴一眼就看出这件青铜鼎非比寻常，当即表示，他愿意出钱把青铜鼎买下来。

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片讥笑之声，花钱买这玩意儿，也只有念书念傻了的秀才才会办这种事。

宋金鉴花了多少钱将青铜鼎据为己有无从查证，但可以肯定，他没花多少钱。

宋金鉴把青铜鼎弄回家，先是将泥土洗净，然后又去除了铜锈，发现青铜鼎的内壁上还有不少字迹。这种文字叫钟鼎文，当然叫金文也可以。

宋金鉴虽然学识渊博，但对钟鼎文却不擅长，内壁上291个字中，宋金鉴只能认出“文王”、“武王”、“盂”等寥寥无几几个字。

即使这样，宋金鉴还是给青铜鼎命名为“大盂鼎”。

据说时任郿县县令周庚盛，闻听宋金鉴家里有这么一件宝贝，便不遗余力地巧取豪夺，将大盂鼎据为己有。

但仔细想想，大盂鼎更可能是宋金鉴用来向周庚盛行贿的礼物。因为就在两个多月后，宋金鉴在秋闱中了举人，在明清两代，举人是要被称为“老爷”的。

想想《官场现形记》中中举后的范进，给范进又送房子又送银子的张乡绅，也是做过县令的。

宋金鉴中举时只有28岁，称得上是前途无量，周庚盛混迹官场多年，焉能不懂这个道理。所以说周庚盛强取豪夺大盂鼎，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

另外大盂鼎出土后，当地百姓对出土大盂鼎的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果然又出土了一个个头比大盂鼎大了许多的青铜鼎，也被宋金鉴收藏，被命名为小盂鼎。

小盂鼎比大盂鼎高了三寸多，重了二百多斤，体积比大盂鼎大了三分之一，鼎上的文字也有四百多个，在小盂鼎面前，大盂鼎就是个小弟弟。

小盂鼎

宋金鉴用大盂鼎行贿也就顺理成章了。大、小盂鼎确实给宋金鉴带来了好运气，清道光30年（1850年），宋金鉴又顺利地中了进士，被分配到翰林院工作。

清代官场向来有“穷翰林”的说法，意思是说翰林院是一个清水衙门。

宋金鉴成了翰林学士，可他并不穷，翰林院是清水衙门，可架不住宋金鉴家里有钱，人家考进士就是为了名，至于那点儿俸禄，宋金鉴并没有看在眼里。

正所谓无欲则刚，宋金鉴沽名钓誉，不图发财，所以其他翰林有事也不好意思让宋金鉴去干。

宋金鉴整天无所事事，无忧无虑的混天度日，和刘宝瑞先生《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张好古不学无术，而宋金鉴是有真才实学的。

宋金鉴既然无案牍之劳形，逛琉璃厂古玩市场就成为他日常工作之一。

太平洋有多深，古玩市场的水就有多深。是属于那种“一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的行业。

有个朋友，上学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厚厚的日记本写了好几大本，后来参加工作后，这些日记本也就不知去向了。

直到有一天，他逛古玩市场时，意外地发现他的日记本赫然出现在地摊上，还有一张他初中时的毕业合影，这照片应该是他从前夹在日记本里的。

最后这个朋友以3800元的价格，把日记和照片收入囊中，看到失而复得的日记，他竟然激动地流下泪来。

后来有人问古玩贩子，这几本日记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古玩贩子说，从收购站当废纸买回来的，一块五一斤。

宋金鉴在琉璃厂，也经历了同样的奇遇，他在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了大盂鼎。

古玩行有个规矩，不能问货的来路，那些古玩贩子越是说得煞有介事，他的货十有八九是赝品。

宋金鉴懂规矩，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文物行家，当他确定这就是大盂鼎真品后，毫不犹豫花费3000两白银，将大盂鼎买了下来。

3000两银子，看上去不多，可考虑到当时20万两银子，就可以保证一个中等家庭衣食无忧时，这3000两银子真还不是个小数目。

对失而复得的大盂鼎，宋金鉴更是倍加珍惜，大盂鼎和小盂鼎也成为他家的“镇宅之宝”。

宋金鉴29岁中进士，也算得上是年少得志，因为从古至今就有“五十少进士”，五十岁中进士还算是年轻人，更何况只二十几岁的宋金鉴了。

可惜天妒英才，宋金鉴没能活到五十岁，四十二岁就一命呜呼了。

宋金鉴的子侄，显然不如宋翰林眼光独到他们搞不懂，老宋为何花三千两银子，买这么个毫无用处的玩意，不过聪明的他们，善于废物利用，大盂鼎和小盂鼎，都被用来做喂马的马槽。

直到有一天，有个叫袁宝恒的京官找上门来，口口声声地要买大盂鼎，当时宋家的当家人是宋允寿，毫不犹豫，以500两银子的价格，将大盂鼎给卖了。

消息不胫而走，马上又有人登门求购小盂鼎，小盂鼎无论个头，还是分量，都比大盂鼎大了不少，宋允寿按个头论价，把小盂鼎卖了700两银子。从此小盂鼎下落不明。

购买大盂鼎的袁宝恒，也不是为了鉴赏，而是把大盂鼎用来向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送礼。

左宗棠身为封疆大吏，对大盂鼎爱如掌上明珠。

左宗棠性情耿直，年轻时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幕僚，得罪了不少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在咸丰皇帝面前告了一状。论罪当诛，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仗义援手，上书咸丰皇帝，力保左宗棠，促使左宗棠转危为安。

左宗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潘祖荫对左宗棠恩重如山，潘祖荫看到大盂鼎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左宗棠知恩图报，非常慷慨地将大盂鼎赠送给大克鼎。

潘祖荫

潘祖荫字伯寅，小字凤笙，号郑庵，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收藏家。

潘祖荫虽然官高禄厚，但因酷爱青铜器，常常入不敷出。

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如获至宝，他找来张之洞、张之万等博学之士，终于破译了大盂鼎上的铭文。

内容是周康王23年9月（因此大盂鼎也叫廿三祀盂鼎），周康王告诫一个名叫盂的大将，要他不要做酒蒙子，当年商代就是因为君臣皆沉溺于酒色，最终亡了国。

周康王话虽如此，但最后还是赐给盂一卣（读勇，古代装酒的器具）酒，还有车马等物件。

卣

大盂鼎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它证明至少在商代，酒文化就已经非常盛行，而到了周代，喝酒误事已经成为公论，换句话说，大盂鼎上的铭文，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禁酒令。

大盂鼎因此也身价百倍。

1890年，潘祖荫在京城去世，他收藏的诸多青铜器引来无数人的觊觎。

潘祖荫弟弟潘祖年偷偷赶赴京城，将这些青铜器运回苏州老家，存放于苏州南石子街潘家老宅中。

那些对大盂鼎垂涎三尺的家伙们也闻风而至，强取豪夺的手段不知用了多少。

其中最无赖的当属光绪末年的两江总督端方，为了得到大盂鼎，端方假公济私，试图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逼迫潘家将大盂鼎交出来。

就在潘家和端方苦苦应对之时，端方遇刺身亡，大盂鼎得以继续留在潘家。

清帝逊位以后，有些外国人也开始打大盂鼎的主意。先是日本人找到潘家，允诺出高价购买大盂鼎。结果被潘家严词拒绝。

后来有个美国古董商也找上门来，张口给出七百两黄金的天价，结果还是悻悻而归。

转眼到了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里有位大员来到苏州，要借大盂鼎去国外展出，实际上就是找个借口，将大盂鼎据为己有。

不过这家伙做得太露骨，诡计被轻易戳穿，所谓出国“展览”云云，被证明是子虚乌有的事。最后这位“国民政府”大员，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1937年11月23日，日寇侵占了苏州，大盂鼎也面临出世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潘家人不甘这稀世之宝落入日本人之手，把包括大盂鼎在内的一大批青铜器，埋在二进院落里，一间长时间没人居住的堂屋里。为了保密，潘家人全体出动，连续干了两个昼夜，终于将所有青铜器妥善埋藏起来。

参与藏宝的，除了潘家人，还有两个佣人和一个看门人。大家相互承诺，一定要严守秘密。

安排完这一切，潘家人逃走避难去了。

日军占领苏州以后，果然对潘家老宅进行了彻底搜查，甚至将院落中挖地三尺，最终一无所获的日军失望地离开了。

家贼难防，藏宝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却遭到看门人的毒手，他几次进入藏宝处，将埋藏在宝物偷出去，卖给了一个姓洪的古董贩子，致使无数无价之宝流失海外。

只是大盂鼎和另一件大克鼎因为体型硕大，分量太重才幸免于难。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家人审时度势，感觉他们独自保管这批稀世之宝太力不从心，于是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致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建议这两件宝贝最好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1952年大盂鼎和大克鼎正式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几年后，1959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正式落成，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赠给历史博物馆，大盂鼎离开北京70后，终于又回到北京。

大盂鼎是迄今为止，现存西周最大的青铜器。

游客们在欣赏这件稀世之宝时，也常常泛起这样的想法，那件体型更大，铭文字数更多的小盂鼎现在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