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重宝缘何“改姓”

商代晚期的青铜大方鼎，因其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被称为后母戊鼎。大鼎通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是商代最大的青铜器，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出。

作为一件写进中学历史书里的国宝，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对它的另一个名字——“司母戊鼎”更为熟悉。国之重宝缘何“改姓”？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学术争鸣？

自大鼎出土之日起，围绕其名称问题，各家颇有著述，至今争讼不断。商代卜辞和金文书体较为自由，从字形上看，和本来是同一个字，二者经过轴对称变换，字形互为镜像。殷墟妇好墓所出之青铜方尊和圆尊上的“后”或“司”即一正一反。春秋时期的叔夷铭文中，记载成汤伐夏后，便将“后”反写作“司”。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存在数十例正反通用的“司”“后”。春秋以前，“司”“后”二字一般以同样的字形出现。

诸家对于“司”“后”在字形上的联系基本达成共识，唯在字意解读上分歧较大。因此，迄今为止对大鼎名称的争议主要围绕于“后母戊鼎”和“司母戊鼎”之间。

主张“司母戊鼎”的说法出现较早。1946年张凤先生首次提出“司母戊鼎”释读方案，之后传说由郭沫若先生定名为“司母戊鼎”并就此沿用，但未见具体说明。

至于“后母戊鼎”之说，则最早由台湾学者金祥恒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次提出，认为“后”“司”本一字，本字是“后”，假借为“司”。丁骕先生指出商王武丁时期“司”“后”二形均是“后”字，祖甲时期“后”仍写为“后”，但是可以表示“司”即祭祀，祖甲以后的“后”字则一律写为“司”。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妇好墓，出土的铜器中，有两件大方鼎铸有“母辛”铭文，经过考证，“母戊鼎”的“戊”和“母辛”的“辛”，都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即王后，从此，“后母戊鼎”说的影响逐渐扩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国家博物馆部分学者开始以“后母戊鼎”介绍这件大鼎，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后重新开馆，后母戊鼎在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出，标志着大鼎出土七十余年之后，首次以“后母戊鼎”之名亮相，同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播放的文物新闻中，首次在官方媒体层面称之为“后母戊鼎”，多家报纸也刊载大鼎改名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司”“后”的论证一度成为研究热点。202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做客中央电视台《吾家吾国》栏目时，再次就“是后不是司”做出解释。

纵观诸家，有学者基于“王后说”“君后说”支持大鼎改名为“后母戊鼎”，将大鼎铭文释为“后母戊”或“姤戊”。在殷商文字中，“后”指时任王的配偶或者父王的配偶。《说文》云：“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左传·哀公元年》称夏帝相的妃子为后缗。李学勤先生注意到殷墟卜辞中屡见“后某”的称谓，如商王武丁的三位配偶后戊、后己、后辛，这里的“后”指的是她们王后的身份。

主“后”与主“司”派之间进行了长期交锋。主“司”派对“后”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司”“后”形同义不同。单凭许慎《说文》“司，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不足以确证二者同义，许慎解字时未能溯源甲骨文和金文，而以战国和秦汉文字为依据，造成了“从反后”讹误。二是“后”是“毓”的古字，“毓”，本指生育，引申为先公先王或者后。三是“后”用来指君王和诸侯，而非王后，商代无后制，君王之配偶直到周代才被称为“后”，周以前称“妃”。而且，如果将“后”作“王后”解，甲骨辞例多有不通，如“后父”“后羌”等。

主“后”派近年来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主“司”派的主张也进行了反驳：一是指出“司”“后”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若将“司”解读为某职司，则与贵为商王配偶的“戊”身份明显不符，大鼎的主人不可能仅是一位办事人员。二是“毓”“后”本同源，后来发生分化，“后”用以称呼君王或地位崇高之人，“毓”则指向世代的先后之后和生育等意思，“毓”“后”二字可以两存，并行不悖。三是若以“司”为法定王位继承人，以“司母”为法定王位继承人母亲之称，则无法解释商王武丁祭祀其另外一位配偶妇好时称其为“司辛”，也无法解释武丁卜辞中的“司戊”“司癸”等名号。

鼎是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后母戊鼎作为国之重器，承载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已经成为典型的文化符号，因此，它的名称择用须慎之又慎。目前，学界对于称“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皆可备一说，在掌握更加确凿的古文字学证据之前，应该鼓励学术争鸣，尊重古文字学研究及其发展的规律，让真理越辩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