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守成”是嘉庆最终的底牌

1799年正月，18世纪的最后一年，整个大清正在天翻地覆。

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驾崩。紧接着，大学士刘墉突然上奏嘉庆，揭发和珅巨贪。嘉庆下令暂停和珅所有职务，专任首席治丧大臣，并强调一步不得离开宫中。

正月初四，嘉庆削夺和珅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等职。

正月初六，嘉庆下令彻查和珅。

正月十一，嘉庆下旨将和珅抄家。

正月十四，嘉庆判和珅死刑。

正月十八，嘉庆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以一条白绫自尽。

和珅在狱中的绝命诗道尽了他无限唏嘘和不甘：“百年原是梦，卅载枉费神……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他感慨着，“抱怨”乾隆为何抛弃他先走。而嘉庆也同时在“抱怨”，为何留给他这样的大清王朝。

嘉庆时期是清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时期，由于嘉庆在位期间建树不多，清王朝国势又每况愈下，因此，史家多将嘉庆称之为碌碌无为的一代昏君。

乾隆在位六十年,，使清王朝的统治达到鼎盛阶段，但是由于崇奢尚盛、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独断专行、挥霍无度、宠信权奸，致使乾隆统治的中后期，库藏日绌，吏风与军备日益败坏。

1796年乾隆禅位嘉庆，三年后乾隆死后嘉庆才亲政，此时的清朝危机四伏、衰势隐现，嘉庆深知要振兴清王朝，当务之急就是减少支出、增加库藏。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改变其父在位时的统治措施,否则清王朝将面临着衰亡的危险。因此，嘉庆亲政之初就从惩贪治污入手，竭力遏制财政流失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力图缓和财政匮乏的局面。

乾隆朝人口增长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康熙年大约在一亿左右，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达3.5亿，人地矛盾再次激化，大量人口无地可种无粮可吃，以白莲教起义为代表的国内矛盾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北美白银的大量涌入让当时的清朝面临巨大的通胀，自乾隆朝初始物价已上涨了三倍，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让后来的清朝统治者面临巨大财政压力。进而地方政府将压力转嫁于老百姓，千奇百怪的苛捐杂税让百姓苦不堪言，从乾隆朝愈演愈烈的腐败蔓延到嘉庆朝，腐败成为嘉庆最为急迫解决的问题。

嘉庆继位后的第四天就褫夺了大学士和坤的权位，不久就将其处以极刑，把和坤相当于国家10年收入总和的家产全部收归国有，和坤的党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为整顿吏风惩治贪官，嘉庆惩办多起军饷贪污案，使军队舞弊行为有所收敛，整顿漕弊、清肃漕政，使一些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吏受到严厉的制裁。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奢侈腐败的问题，嘉庆以身作则，提出禁止呈进贡物，力倡节俭之风，对于一些节庆仪式，坚决主张从简，反对大操大办，对违令不行者予以严惩。

嘉庆所进行的改革是取得一定成效的，如果能坚持这些革弊维新、黜华求实的方针，清王朝是有可能减缓或扭转其日益衰败的势头的。可是，嘉庆在执行其改革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致使他的改革措施很难达到其预期的目标。

对待和坤的同伙，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福长安，由于其父亲傅恒是孝贤纯皇后之弟，而且是乾隆的重臣，其兄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在乾隆时都身居要职。因此，福长安先是受到“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惩处，不久就被改判到裕陵看护陵寝最终还是保住了性命。再诸如和坤之子丰绅殷德被判为仍袭留伯爵，大学士苏凌阿仅命他以原品致仕，就连和坤死党左都御史吴省钦也不予深究,仅处以革职回籍的处罚了

嘉庆在位的25年中，利用河工侵占库银，借漕运肆意勒索，趁围剿农民起义之机贪占军饷的案件此起彼伏，而嘉庆在处理这些重大案件的过程中，都暴露出其执法不讲原则、宽容放纵、手段软弱无力的弊端。

嘉庆十六年吴儆、徐瑞等45人利用水患大发国难财，按国家法令本应对这些赃官予以严惩，可是嘉庆却“但念离工，一时全易生手，未免怠误，且未便令其置身事外，著将各员弁中现任者故留本任”，结果没有一人受到惩处。此后的九年中，河患仍频发不绝，贪占河款的案件更是有增无减。许多官吏都把治河官职视为发财美差，纷纷寻门觅径谋此一职。

姑息养奸的事例不胜枚举，嘉庆帝执法过于宽仁放纵，虽曾多次告诫各级官吏要恪尽职守，但因循之弊始终没能完全制止。很多措施执行不久即被改变，有的甚至遭到废黜，致使刚刚出现的“嘉庆新政”昙花一现。

至此，嘉庆最终并未走“改旗易帜的新路”，而是踏上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守成”是他拿出的药方。

嘉庆认为如今大清有诸多困难，并不是制度不好，而是制度执行不善。“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贪官们把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忘光了，才导致政策和制度在执行中变了样。所以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回归乾隆的正确方针，而非唱反调。他还宣布说，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

为了遏制腐败风气，他不仅树立廉政模范让大家学习，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嘉庆20多年的皇帝生涯中从没仿效父辈南巡，也没举办豪华寿宴。根据朝鲜来使记载，“观于宫殿之多朴陋，可谓俭矣。”

教育式反腐不能说没有效果，只是收效甚微。然而试图跨过“不敢腐，不能腐”而实现“不想腐”，几乎不可能。在腐朽的制度下，就连嘉庆树立的廉政模范广兴之后也沦为贪官。

其实无论是运动反腐还是教育反腐，均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这也是嘉庆反腐难以有持续性和大作为的主要原因。之所以难以彻底清除腐败土壤，是因为极权的政治制度。

大清王朝上到皇帝军机大臣，小到县官股长，每一个位置上的一把手根本无法接受到实际上的制度性的约束。例如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只要反腐风头一过，新老虎和苍蝇便重新出现。而嘉庆的守成政策和教育反腐，自认为是渐进改革，但实则暴露了皇权下反腐无效的根源：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家的统治“千秋永固”，而非老百姓的生死。

嘉庆皇帝即位后，为扭转清廷自乾隆中后期出现的日渐衰败的局面，制定了一系列惩贪治污、杜绝奢腐、纳言任贤的治国措施，使清廷稍见振兴之色。然而，由于他执法宽仁有余而严厉不足，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因种种理由受到恩免，致使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加之他不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既定政策，许多措施实行不久即被改变，有的甚至遭到废黜，致使治理整顿收效甚微，清王朝的历史也由此走上了日益衰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