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阻止垂帘听政，顾命大臣用了什么方法要挟慈禧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崩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因咸丰只有载淳一个儿子，所以用不上雍正所创的那套秘密立储制度，直接立下遗诏，封6岁的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另外，咸丰还指定了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顾命大臣，并“赞襄一切政务”。

但究竟如何“赞襄一切政务”，之前并没有先例，因而对此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对“顾命八大臣”而言，赞襄一切政务，自然是总理一切朝政。但慈禧太后却不愿意让他们独揽大权，便联合慈安太后与八大臣谈判。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当皇帝要下发谕旨时，由顾命八大臣拟旨，然后由两宫太后分别在谕旨前后盖上“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圣旨方能生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无论用人行政，圣旨都由顾命八大臣拟写，并在两宫太后认可盖章后施行。

表面上看，朝廷下发谕旨的最终决定权在太后手上，但过了不久，慈禧便发现了问题——慈安太后识字不多，而慈禧虽然有帮助咸丰批阅奏章的经验，但政治能力还是相对薄弱。顾命大臣奏什么，她们也只能准什么。

比如，顾命大臣在朝廷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马，但只要在文字上做些手脚，就能蒙混过去。慈禧渐渐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自己和慈安将变成顾命八大臣手中的傀儡，因此在暗地里谋划推翻顾命制度，由太后垂帘听政。

由于顾命大臣中的肃顺向来专横跋扈，朝中对其不满的大臣大有人在。因此无需等皇帝梓宫回京，京中便有人提出了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首先发难的，便是山东道御史董元醇。

董元醇上疏称：

“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阼，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感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

董元醇这份奏折，讲“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完全是针对八位顾命大臣而说的，但也正中慈禧下怀。所以，当这份奏折送到热河行在后，不出意料地引发了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先是，两宫太后召见八位顾命大臣，就董元醇所上折子，商讨垂帘之议。但一旦垂帘，相当于收回顾命大臣的一切权力，八位大臣自然不允，当场与太后大声辩驳。此外，他们还写了一份批驳董元醇的谕旨，要两宫太后钤印，结果“非两宫意，抑不下”。两宫太后不肯在谕旨上盖章，双方陷入了僵局。

顾命八大臣这边，为了迫使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就范，使出了非常厉害的一招要挟手段。《清史稿》中记载，“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用《热河密札》中的隐语来说，就是顾命八大臣“搁车”了。

所谓“搁车”，是停车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八位顾命大臣为了要挟太后，决定罢工了。

当时两宫太后预闻政务，必须要通过军机处。当时的五位军机大臣里，有四位在“顾命八大臣”里面，还有一位远在北京。故八大臣“搁车”，相当于剥夺了两宫太后参与政务的权力。最后两宫太后只能乖乖就范，在他们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上盖了印，痛斥了董元醇关于太后垂帘的请求。

顾命八大臣以“搁车”二字相要挟，短期内收到了成效，却也因此更加激怒了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

原本两宫太后对八位顾命大臣的看法，慈禧比较反感，而慈安则相对温和，不主张用过激的手段对待咸丰留下的重臣。但经历此事后，慈安对顾命八大臣的看法也有了转变，如王闿运在《祺祥故事》中所记载：“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在乎?”这成为了后来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通力合作的导火索，同时也为载垣、端华和肃顺三人日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