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最后结局各是怎样的

辛酉政，变是晚清政局的转折点，也是慈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首秀”，但在两宫皇太后和奕夺权成功的背后，人们往往忽视了咸丰皇帝临死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的结局。

上图_咸丰皇帝，1860年10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

阵容强大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天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这八位大臣。所谓顾命八大臣只是习惯上的说法，按照咸丰皇帝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朱笔书写的遗命来看，他们应当被称作“赞襄政务王、大臣”，其中包括：

爱新觉罗·载垣：和硕怡亲王，时任宗人府宗令、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务。

爱新觉罗·端华：和硕郑亲王，时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步军统领、御前大臣等职务。

爱新觉罗·肃顺：(郑亲王之弟)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理藩院事等职务。

富察·景寿：道光皇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额驸，时任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务。

托和络·穆荫：时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等职务。

匡源：时任军机大臣、吏部侍郎等职务。

杜翰：咸丰皇帝老师杜受田之子，时任军机大臣、工部侍郎等职务。

焦祐瀛：时任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太常寺少卿等职务。

从这八人的组成来看，其中有亲、有贵、有满、有汉、有内臣、有外官，堪称完美的班子。与此同时咸丰皇帝还赐下了“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来让母后皇后和圣母皇后同赞襄政务王、大臣(以下称八大臣)互相制约。看得出咸丰皇帝临死前的确下了一番苦心，希望构建一个完整的辅政班子，来巩固皇太子载淳的统治。

可问题就在于权力这个东西，当然是分享的人越少越好。所以两宫皇太后手握嗣皇帝(此时载淳还未举行登基大典)和两枚御赐印章，理所当然觉得大清的天下是自己母子当家。顾命八大臣则认为自己身负先皇遗命，孤儿寡母深居大内即可，不必插手政务。由此两派就开始了明争暗斗。

上图_咸丰帝临终时赐给同治帝一枚“同道堂”印章，慈安一枚“御赏”，同时盖有此两印的批文

进击的两宫皇太后咸丰皇帝是七月十七日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随后治丧、将皇后尊为太后、改年号为祺祥等等事宜的办理在官方的记载中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与此同时顾命八大臣也开始巩固自身的权利，先是告知全国军政要员、督抚等衙门，凡呈递给皇帝的奏折，必须先交给赞襄政务王大臣处，由该处“缮写”后转呈两宫皇太后用章，变相剥夺两宫皇太后和外臣接触的权力。

直到八月初二，由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的胜保给嗣皇帝上的一封奏折，才正式拉开了两宫皇太后和顾命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序幕。

胜保给嗣皇帝载淳上奏折称：自己深受先皇恩典，且直隶和山东的乱党、贼匪已经肃清，希望能前往避暑山庄拜谒皇帝的梓宫，请求恩准。这封奏折上报没多久，八月初七，皇帝就下谕旨同意胜保前来拜谒，并且“将此四百里谕令知之”。

可就在同一天内阁又“奉上谕”申斥了胜保违反规定，私自向皇太后上请安折子一事，要求将胜保“交部议处”。这样一来作为两宫皇太后夺权的急先锋，胜保自然没有机会再前往避暑山庄，也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两宫皇太后和嗣皇帝了，而僧格林沁也被顾命八大臣用同样的法子打消了拜谒大行皇帝梓宫的想法。

就在胜保被斥责的前一天，即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也向嗣皇帝上奏，恳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可监察御史这玩意儿，在明清皇权集中制达到顶峰后，早就逐渐的沦为了党派攻讦的炮灰，并没有太大的实际作用。

八大臣也明白，如果没有人给董元醇撑腰，他一个从五品的小卒子如何敢插手这样的事情。

所以顾命八大臣以祖宗旧制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赞襄政务王大臣中已经有了两位亲王，不需要再简拔其他一二亲王为理由，驳斥了这封胆大妄为的奏折。

面对两宫皇太后和她们背后的奕的夹击，八大臣也不甘示弱，大肆拉拢党羽，提携故旧。首先就是将八大臣群体中职务较低的匡源保举为户部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同时将排在八大臣末位的焦祐瀛从太常寺少卿的位置上保举为太仆寺。

看起来匡源由吏部侍郎转为户部侍郎并没有升官，但重要的是户部左侍郎后缀的“兼管三库事务”的差使。所谓三库指的是户部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其重要性无需多言。与此同时八大臣又以兵部左侍郎、宗人府丞、国子监祭酒等官缺为诱饵，拉拢其他汉族大臣。八大臣一时权倾朝野，顾盼自雄，颇有：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气势。

上图_慈禧(1835年—1908年)

关键时刻的错误抉择此时的八大臣看起来羽翼丰满、大权在握，但实力强却也架不住自己人昏招频出。

先是载垣在八月十八日以皇帝年幼，如果一路陪着咸丰皇帝的梓宫风餐露宿，恐怕身体吃不消为理由，奏请让嗣皇帝和两宫于九月之后先抄近道回北京，等顾命大臣护送咸丰皇帝梓宫到达北京后，嗣皇帝再从城里出门迎接。

对于八大臣来说，此时将与自己不对付的两宫皇太后支使开，自然是免去了很多麻烦，但是他们却忘了放虎容易擒虎难的古训。这样让两宫皇太后离开无异于虎入山林，龙归大海，因为此时在京城的恭亲王奕早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可昏招还不止这一件，为了进一步坐实自身的实权，载垣、端华、肃顺在九月初四日以事务繁忙为借口，请求皇帝将自身的职务减少一些。本来三人想的是用这招以退为进的法子，让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和满朝大臣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可没想到这招玩儿砸了。

两宫皇太后直接同意了三人的请求，当即传下谕旨，免去载垣銮仪卫、上虞备时处的职务，端华的步军统领职务，肃顺的管理理藩院事务的权力。可怜他们三人从来没想过被自己捏在手里孤儿寡母会有这样的举动，但事已至此，为时晚矣。

第一回合皇太后完胜敌人的昏招，就是己方的胜利，正是通过对载垣三人以上职务的解除，两宫和皇帝身边的禁卫军中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安排自己人了，也不用担心有性命之危，同时更切断了顾命八大臣和蒙古藩王们的联系。于是九月二十八日两宫的急先锋胜保又上了一道和之前董元醇几乎一模一样的奏折，请求皇太后亲理大政，简拔亲王辅政。

九月三十日，两宫皇太后正式下发了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的谕旨，从而吹响了八大臣覆灭的号角。而这份在三十日下发的谕旨，内容却写着是九月十八日奉上谕，也就是说，从两宫皇太后准备先回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政，变的相应事宜，只待肃顺等人自投罗网。

当天晚上醇郡王奕譞带领善朴营士兵，前往古北口擒获了护送灵柩的肃顺，把他和先一步入京的载垣、端华一同关入宗人府的监狱里，其他五位大臣也被分别拿获，自此辛酉政，变的第一篇章落下帷幕。

上图_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

终究是失败者扛下了所有接下来就到了算总账的时候。既然顾命八大臣已经失败了，那么失败者自然要承担起所有的骂名。

因此英法联军的入侵是因为载垣等人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各国造成的;咸丰皇帝驾崩则是因为咸丰皇帝屡次召集大臣回銮，都因载垣等人“朋比为奸”、“力排众论”而不了了之，导致天长日久咸丰皇帝身体难以承受避暑山庄的严寒，圣体违和，不幸去世。

再加上顾命八大臣拟旨时阳奉阴违，阻挠嗣皇帝和两宫皇太后接见外臣，当面咆哮惊吓圣躬的罪状。这样三顶帽子一扣，不仅洗白了咸丰皇帝，更坐实了顾命八大臣的罪名。

十月初六日经过奕会同宗人府、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的会议，拟定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罪行应比照：大逆不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五人随声附和，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随后请旨定夺。

当天，两宫皇太后和皇帝就传谕：

载垣、端华是宗室亲王，按照议亲、议贵的条例，免于凌迟，命肃亲王、刑部尚书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在宗人府内自尽。

肃顺加恩改凌迟为斩立决，派睿亲王、刑部右侍郎前往监斩。

景寿因是皇亲，则只革去御前大臣的职务，依旧保留公爵和额驸的身份。

穆荫在军机处年深日久，班次在前，情节严重，所以革职后发往军台效力。

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则革去一切职务，免于发配。

至此八大臣被一一清算，不仅剪除了政敌还洗白了先皇，也展示了两宫皇太后的仁慈，可谓是一举三得。

上图_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即和硕恭亲王

肃清顾命八大臣的“余毒”虽然以载垣、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被收拾了，但是宗室和大臣中跟他们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于是在肃顺被斩的第二天，两宫皇太后和嗣皇帝就下旨让内阁王公大臣和各宗室亲贵将此事引以为戒，“倘有前项弊端，则载垣等前车具在，朕纵欲曲法以示恩，亦何以对天下乎!”。紧接着就改年号为同治，并下令收缴销毁顾命八大臣矫诏所下发的政务以及驳斥监察御史董元醇的“谕旨”。

在稳定政局之后，便将与肃顺等人关系密切的“党援”吏部尚书陈孚恩，侍郎刘昆、黄宗汉、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等人即行革职，并追缴道光皇帝赐给陈孚恩的匾额，将其抄家后发往新疆效力。将给肃顺修钟表的太监杜双奎、送吃食的张保桂、刘二寿等人或发往黑龙江，或发往打牲乌拉，或发往吴甸铡草。

至于有大功于朝廷的恭亲王奕，两宫皇太后也不吝赏赐。十月一日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补授宗人府宗令;十月二日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此时的两宫皇太后将一切的赞美和权力都给予了奕，一如咸丰任命顾命八大臣时，所给予他们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