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麓川之役，王振和杨士奇谁的责任更大？

麓川之役是明英宗即位初期明朝规模最大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消耗兵力和资源巨大，对明朝社会的破坏和衰弱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评价，不同的历史时期则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是王振为了与文官集团争权，故意扩大的战争的规模，使明朝国力在战争中极具内耗。也有人认为杨士奇等文官集团反对出兵平定麓川叛乱，使得叛乱扩大化，对明朝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从各种历史文献来看，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于是有人提出疑问，在这场持续九年的战争中，王振和杨士奇谁该负主要责任？

总结各种历史文献和文人笔记的资料，可以发现明朝人对麓川之战的评价呈现出两种极端状态。明朝中期的人倾向于宦官专权的结果，因此把王振列为麓川之战无法速胜的罪魁祸首。由于明军在麓川之战中占据上风，思任发父子一败再败后多次请降，王振都坚决不允许其投降，所以认为王振对此负上重要责任。可是在明朝后期，舆论的风向偏转，麓川之战的责任被打到了王振的政敌杨士奇等人头上。很多明朝人认为，杨士奇等人对云南沐家提供的消息偏听偏信，在麓川问题上错误决策，才导致了思任发父子叛乱不可控的结果。

从历史文献来看，对于麓川之战的意见，王振和文官集团是针锋相对的。而杨士奇作为三杨内阁之首，文官集团第一人，必然是站在王振的对立面。王振对于麓川之战的意见非常直接，就是用强大的兵力将这片土地上的叛乱土司征服。其中的对手不但有发起叛乱的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发、思机发父子，还有周边的其他土司头人。这种考虑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面对叛乱直接动用军事手段，也是古代政治的常态。实际上从朱元璋时代开始，再到朱棣、朱瞻基当皇帝时，对于叛乱也都大多采用军事手段，政治招抚的手段都处于次要地位。

与王振不同，杨士奇等文官领袖是更倾向于政治招抚的。在麓川叛乱发生之初，朝廷就派出多方人马到云南招抚思任发父子，甚至让镇守滇黔的黔国公沐晟承担过这一责任。从这个动向来看，文官集团是非常不愿意在云南打仗的，希望通过招抚的方式平息战乱。可是这种忍让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使得思任发父子得寸进尺。思任发不但拒绝了明朝朝廷招抚的条件，而且主动出兵攻打周边降服于明朝的土司，屠杀和掠夺腾冲、南甸、孟养等地，不断的扩大地盘和军力。在这种情况下，明英宗忍无可忍才支持了王振的军事策略。

王振和杨士奇等人在麓川叛乱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表面上看是对叛乱处置的决策问题，实际上是朝廷内部权力争夺的问题。王振提出军事平乱的策略，这不仅仅是迎合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从文官集团手里争夺权力。

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文官政治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形成了以三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这个集团把持了国家的大部分权力，朝廷上来都是以文官为尊，初步形成了文贵武贱的政治传统。朱瞻基去世后，即位的朱祁镇只有九岁，张太后授权三杨内阁全权处理政务，这使得文官集团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即位之初的朱祁镇拿文官集团没有办法，但几年后逐渐坐稳了皇位，便开始谋划收回皇权的问题。正如张太后用王振来掣肘文官集团一样，朱祁镇也是利用王振从文官集团手中夺权。麓川叛乱的发生，对明朝西南边陲的百姓来说是极大的灾难，对朱祁镇和王振来说却是夺取权力的良机。

在文官集团坚持招抚策略失败的情况下，王振坚持军事平乱，就把朝政的话语权掌握在手中。杨士奇等人在招抚已经失败时，没有理由再阻止王振提出的军事策略，这就给王振夺权带来机会。王振可以通过推荐和任命平叛将领和官员，在朝廷重要职位上安排忠于自己和皇帝的人。

从麓川之战的整个过程看，除了最初任命的黔国公沐晟以外，后来几次出征任命的将领都是战功卓著的。尤其是兵部尚书王骥和定西伯蒋贵在战争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多次击败思任发父子的军队，收回了被占领的明朝领土。思任发兵败后逃到缅甸避难，明军又逼迫缅甸交出思任发，最终迫使思任发在缅甸自尽。可以说从军事上看，明军对麓川的征讨是成功的。后世对麓川之战的负面评价多来自于战乱造成的内耗和国力衰败，而军事上并没有太多的负面意见。从这点上看，王振提出的军事策略并没有大问题。

反观杨士奇等文官集团提出的招抚策略，从一开始就接连碰壁。在最初让沐晟招抚思任发时，他就多次被对方拒绝，而且人家完全不给他面子。这种情况并不是像他上奏朝廷所说的，通过招抚就可以平乱的情况。杨士奇等人在招抚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就连沐晟第一次带兵征讨时，也派出了刑部主事杨宁劝降招抚，结果仍旧碰了一鼻子灰。从客观的角度看，这种招抚根本没有意义。有句话说得好，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前也别想得到。杨士奇等人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搞什么劝降招抚，完全是政治幼稚病的表现。

可杨士奇是政治白痴么？从他的人生经历来看，完全不会是政治白痴。他从朱棣的中后期开始就是朝廷重臣，受到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任皇帝的重用，是朱瞻基去世时五位托孤大臣之首。他经历的政治斗争比朱祁镇的年龄都长，怎么可能在对麓川的问题上犯幼稚病？实际上在麓川叛乱之初沐晟就提出了十二万大军入滇的计划，却被三杨内阁束之高阁。从这个细节来看，杨士奇不考虑军事解决麓川叛乱问题，并非客观上有什么困难，而是主观上政治利益的衡量。因为出兵云南打仗，与文官集团和他本人的政治利益不符。

明朝的文官集团代表的是士绅集团的利益，也就是天下士大夫的利益。出兵打仗需要由朝廷出资，各种消耗也来自于朝廷，而这根本就会落到全国各地的士大夫身上。对于文官集团而言，云南和贵州都是不毛之地，这里的叛乱不会给士大夫带来什么损害，这里的兴盛也不会为士大夫带来利益。在他们眼里，只要这些地方的叛乱不破坏到自己的地盘，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观念不但在云南和贵州出现，即便是在北方也是如此。当北方瓦剌和鞑靼崛起时，他们也不愿出兵作战，只有等威胁到北京了才仓促应战。

所以在三杨内阁和文官集团眼里，他们没有将云南和贵州当成明朝的土地来治理，而认为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弃子。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对云南叛乱的反应是尽人事听天命，能平定最好，平定不了就让他乱下去。到时候吃亏的要么是云南的各族百姓，要么是黔国公沐家，反正跟士大夫集团无关。

从杨士奇个人的角度出发，他所领导的三杨内阁和勋贵集团是有着权力冲突的。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勋贵是支持出兵的，包括在西北和北方边军中领兵的文官都支持出兵。这即是国家形势的需要，政治利益的倾向。因为只有出兵平乱，他们才会在政治上得到话语权，从而在官场更进一步。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利益的考量，王振和勋贵们支持出兵，而杨士奇等文官集团表示强烈反对。由于最初朝廷的话语权在三杨内阁手里，所以采取的是以招抚为主的策略。杨士奇明知这个策略不会生效，也坚持如此，本就打算牺牲麓川甚至云南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利益。在他心里麓川距离北京千里迢迢，就算全部丢给思任发，对他也没有什么损伤。思任发占据麓川必然引发云南其他土司的内乱，沐家也不得不出兵平乱，这样朝廷就不用浪费资源，也不会承担军事责任。可是他的这种甩锅做法，却助长了思任发等叛乱土司的嚣张气焰。

虽然参与平定麓川叛乱的各方政治势力都有自己的私心，但杨士奇等文官的私心可以说是祸国殃民，所以他在明朝末年反而被社会舆论沦为“文宗罪人”和“国贼”的评价。王振虽然打着争权夺利的私心，但明军在客观上的军事胜利，为云南形势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后来明朝在云南改土归流，设置教化和科举，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中华文明之中，都是基于此展开的。若按照杨士奇等人自私自利的做法，云南永远陷入内乱之中，那将成为明朝西南边陲最大的隐患。他作为朝廷高官远在北京，可西南的老百姓如何生存，他恐怕没有想过。

综上所述，对于麓川之战的扩大化导致明朝国力的衰弱，杨士奇等文官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出兵云南，使思任发在叛乱中占据了先进，也让明朝错过了以最小投入平定叛乱的良机。在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平定麓川叛乱时，这些文官又从各方面扯后腿，使得战乱久拖不决，花费了九年时间才勉强平定。

如果文官集团能够团结一心，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平定麓川根本不需要这么久，这场战争对明朝的伤害要小得多。曹刿论战中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说的就是这种自顾自己利益，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的政客。从这个角度看，晚明时期三杨内阁被文人骂为“文宗罪人”，并不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