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认识“中国脊梁”

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首展活动30日开启

在这里认识“中国脊梁”

——走进​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本报记者 王硕

《&nbsp人民政协报 》 （&nbsp2024年05月29日 &nbsp第&nbsp09&nbsp版）

▲标本墙

◀1986年，邓稼先和于敏联合起草呈报中央的关于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建议书。

“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一句简单的“天圆地方”道出了中国古代先民对广袤宇宙的憧憬与想象。

方圆之间，得见天地，5月30日，在北京中轴线东侧，紧邻奥林匹克塔，一座以“天圆地方”为主题的文化地标——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将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内，将汇聚科学家珍贵资料，结合现代科技，为公众开启特别的科学探索之旅。

今年5月30日是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以“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为主题。值此特殊的日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首展将展出1个主展和5个专题展，通过数百位科学家的实物、珍贵图片，以及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成果。

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走进科学家们的身边——

“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1000余位留美学子怀着报效祖国的壮志，在中国政府的全力争取和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为代表的组织积极动员下，通过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等方式归国，投身祖国建设。

本次首展特设有“归来——20世纪50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展览，通过展出亲历人员所用实物、史料图片等讲述了李四光、华罗庚、赵忠尧、吴文俊、郭永怀等17位爱国科学家归来报效祖国的故事。

“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站在梁思礼的展板前，这句话颇为醒目。

梁思礼这个名字在中国航天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1941年高中毕业后，梁思礼赴美留学，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利用他的博士学位在美国找到很不错的工作；另一个则是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待遇未知，未来未知。在此情况下，他毅然与他的姐姐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留学生登上了返乡的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

航行的日子里，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船上沸腾——新中国成立了。一片狂喜之中，梁思礼与同学们都希望为这喜讯庆祝，但红旗缺席。无奈之下，他们用手头的白床单，再加上红药水与黄色五星，依靠想象制成了心中的红旗。

在美留学期间，梁思礼结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好友—林桦。两人都是导弹系统的专家。当1949年梁思礼启程回国时，林桦选择留在美国。当梁思礼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时，林桦在五角大楼担任攻击系统负责人。梁思礼研发了“东风”导弹，林桦设计了“民兵”导弹。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但仍然拿着微薄的工资；而林桦成为波音公司首席科学家，拿着几十万美元的年薪，住在西雅图的别墅里。

那时，有人问梁思礼对此有何看法，他十分自豪地说出了那句话——“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走到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朱光亚的展板前，这里展示了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证书，以及他起草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等内容。

一生只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正是朱光亚。他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就做了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1949年年底，朱光亚和很多进步同学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座谈会。在会上，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那封非常著名的信——《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并且送到美国各地的留学生当中去传阅。

信上说：“同学们，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到1950年年初，共有52名决定回国的留学生在这封信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1950年2月，朱光亚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踏上了归国的轮船……

这些只是展览中的部分内容。据了解，未来“归来”系列展将陆续讲述更多留学归国科学家的故事。

“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同时，今年正值邓稼先百年诞辰。为此，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特别组织了“许身国威壮河山——邓稼先百年诞辰生平事迹展”，重温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奉献的精神，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

展览里有邓稼先在西南联大的学籍卡、他签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他与周光召撰写的学术讲义、多人签名的氢弹设计初步理论方案等。

一份“邓稼先的计算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介绍，这正是1960年4月，我国开始自行设计第一颗原子弹时用到的东西。那时，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计算工具，邓稼先带领刚毕业的大学生，群策群力、夜以继日地进行计算。

展览中还有一篇1986年邓稼先在病重期间，联合署名呼吁中央加快核试验进程建议书的手稿。建议书分析：“我们是关键的时刻，正处于爬坡阶段，一旦停试，将会产生‘十年功夫、功亏一篑’的局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核试验绝对不能停。”

据介绍，建议书得到了中央和上级领导的赞同，并及时采取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该建议对提升我国核武器的水平，推动核武器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前瞻性作用。

邓稼先的继任者之一胡思得后来直言：“这次上书建议的意义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

另外一个专题展“选择——钱学森的初心与信仰”以“人生选择”为线索讲述了钱学森一生成长的故事。

其中，有一张是钱学森在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证书。扫描展柜中的二维码可查看钱学森获奖后谈及《关于两弹一星与伟人的一些回忆》。

其中对于成就，他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至于我个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按照党的要求，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

据讲解人员介绍，1993年9月5日，钱学森先生在一封信中说：“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这或是钱学森基于自己一生求索而给出的人生答案。

3万多张卡片背后

在为一个个科学家的故事所感动、所震撼时，此次首展中还组织了“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中国植物志》出版二十周年专题展”。

为何一本书的筹备和编纂历史会放在这里？怀抱这样的想法，记者走进其中才了解——

《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历时45年，是由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合作完成的，是凝聚了中国无数植物学家心血和智慧的里程碑式的胜利。

时光回溯，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人采走，上万号植物标本被他们带回各自的研究机构。然而在20世纪早期，我国对现代植物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一张编纂时间轴讲述了这套书历经百年的故事——从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成立到1934年胡先骕先生在中国植物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号召全国植物分类学者共同编纂《中国植物志》，再到抗战时期植物学家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科研阵地自写、自画、自印的《滇南本草图谱》，揭示了科学家们为了科学救国付出的不懈努力。

展览中，一面标本墙特别引人注目。

据讲解人员介绍，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资料室的一角，有3万多张被称为中国植物“活词典”的吴征镒先生亲手制作的植物卡片。

从1938年到1948年，吴征镒默默无闻地抄录、整理了秦仁昌等人从国外带回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并将文献及这些植物的世界分布和用途记录在3万多张卡片上。在一张张巴掌大的卡片上，吴征镒用自成一体的“蝇头小楷”将各个植物的拉丁学名、发表时间、文章名、发现者、标本号等资料记录得详详细细。如今的学生查资料时，依然会用到它们。

就是靠着这样的认真与努力，一代代科学家通过不懈地收集、考证、研究，《中国植物志》不断丰富、完善。

2004年《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在世界范围影响巨大。学术期刊Science于2005年刊文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植物志的规模可与之相比”。

2009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奖史上历时最长的得奖项目。

方圆之间，开启新的征程。5月30日，位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将正式开馆。30日下午起，公众即可通过国家科技传播中心或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参观。我们一起，接受心灵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