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文旅局长，地方旅游怎么出圈

文|陈保琳

去年淄博烧烤火出圈，今年伊始，哈尔滨游又火爆异常，这其中可以看到各地文旅局长格外繁忙，甚至上演吹拉弹唱跳，为当地旅游吸睛贡献流量。在古代可没有文旅局长，难道古时候就没有网红打卡地吗？否，在古代也是各尽其能搞活旅游，引得人们纷纷前去“打卡”。

在繁盛的大唐时期，旅游景区景点比比皆是，若有著名诗人的加持，一首诗写出来之后，传播更快。在首都长安，最多被诗人吟咏的乐游原、曲江、大慈恩寺等，在当时已很出名。而离开都城，放眼全国，苏州城已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热度最高的便是虎丘山。

虎丘位于苏州城西北七里、山塘河北岸。山并不高，仅30多米，却风景宜人，有“三绝九宜十八景之胜”。据《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而得名，又有传说是“丘如蹲虎”而得名。自东晋以来，成为吴中名胜。到了唐代，虎丘的威名更是爆棚。这与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来苏州任职后，常去虎丘游赏。但是他看到如此出名的景区，交通却很不方便，于是经过考察，遂发动民工，对旧有的河道加宽、清淤、排涝，使河道畅通，从阊门始，长七里，直达虎丘山下，并加高加固河堤，栽柳种竹，供车马往来驱驰。如此一来，无论从水路还是从陆路，人们去虎丘游玩都非常方便了。

人们纷纷到虎丘游览打卡，诗人元稹游过虎丘题诗，后来诗人刘禹锡在虎丘寺壁见到此前元稹的题诗时，元稹已经离世。刘禹锡触景生情，写下《虎丘寺见元相公二年前题名，怆然有咏》：“浐水送君君不还，见君题字虎丘山。因知早贵兼才子，不得多时在世间。”大书法家颜真卿游虎丘，看到此前有道士刻下的诗，也不禁题写一首《刻清远道士诗，因而继作》并刻于岩壁。此后，又引得诗人皮日休、李德裕观后，纷纷续作。

当时，来虎丘赏玩的人数不胜数。据统计，唐代先后在虎丘留下诗篇或题名的诗人还有李白、刘长卿、杜甫、韦应物、陆羽、李绅、权德舆、韩翃、许浑、张祜、皎然等。眼看着虎丘成为网红打卡地，白居易对自己的这番政绩也颇为得意，写下《武丘寺路》：“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

到了宋代，苏辙对网红景点建设的贡献也很大。他任职汝州时，曾重修思贤亭。这个思贤亭是为纪念宋初文坛领袖杨亿任汝州知州所建，苏辙来到汝州任职时，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思贤亭很是破旧。苏辙对思贤亭遂进行整修，重刻杨亿汝州诗，并作《汝州杨文公诗石记》嵌刻在亭壁上，对杨亿的政绩和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重修后，思贤亭知名度大幅提升。

而在宋代的资州盘石县，其“四岩”美景同样吸引了当时的文人墨客来此游赏，并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宋代宋京在其《蜀事补亡》中记载，东蜀江山瑰奇资中为最，资中胜景十数而四岩为最，其中又以东岩、北岩的石刻引人瞩目，并有诗云：“资州城郭云山里，北岩正在云山底。”“衙迥不用展山图，直到岩边看秋色。”

北宋哲宗元符三年，时任资州知州事的傅耆与其他官员、朋友同游东岩，留下了元符庚辰题名石刻。北岩石刻以北宋仁宗年间的《嘉祐癸卯题名》石刻比较著名。

明代有一个地方火出圈，靠的却是赶考举子，这个地方就是南京。

南京作为南直隶行省的驻地，辖区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再加上管辖华亭县、上海县的松江府，共有十四府、十七州、九十五县，其生员都要参加应天府的乡试，由于参加考试的人数众多，明王朝加大了对应天贡院的建设力度，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贡院。

那时，每科参加应天乡试的士子达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再加上应试者的随从等，使得南京热闹非凡。数万学子和随从，加上考官、保卫和工作人员，住宿自然是第一位的，应天贡院附近的秦淮河畔由此出现大量的河房，具有集住宿、交际、娱乐于一体的功能。明末清初张岱记载：“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每到乡试年份，南京河房主们纷纷提前修整、装饰河房，以吸引更多的客源；明吴应箕也记载：“两岸河房鳞次相竞。其房遇科举年则益为涂饰，以取举子厚赁。”

历经长途跋涉的乡试举子，除了有食宿需求外，还有精神需求。秦淮灯船歌伎业被时人誉为“金陵一奇”，一时也是热火朝天。不仅如此，南京三山街也被士子青睐，因为这里是书坊一条街。据文史学家考证，当时南京有书坊多达150家左右。前门开店，后面作坊，楼上则是编辑部，编印发一体，流水线作业，看到什么书好销，立刻动手，几天就可以赶出来，十分灵活，且各有专长。教辅书需求很大，他们就专做应试题材，他们推出的状元策、翰林院馆课、八股文等书极受欢迎。

南京书坊或书林甚至会请来进士甚至状元代言，万历十九年，金陵魏卿刻本《新刻三状元评选名公四美士林必读第一宝》四卷，扉页上印着“状元养淳朱国祚、抑所唐文献、从吾焦竑仝选”的字样；万历二十八年，余氏自新斋刊本《鼎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印有“会元霍林汤宾伊精选、状元兰隅朱之蕃详注、解元兰谷龚三益摭评”字样，如此操作自然大受欢迎。

到了清代，北京高梁桥地区就像苏州城外的虎丘、杭州的西湖、南京的雨花台一样，成为公众乐于前往的开放式公园。

高梁桥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半里许，因跨高梁河而得名。自元代以来，历代朝廷注重对北京沿河的绿化，在高梁河沿线，各种大树参天、阴郁浓密，特别是高梁桥一带十余里，更是突出，一大批寺庙扎根此地，再加上距离适中，“两水夹堤，垂杨十余里，流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麟鬣皆见”“夹岸柳树参差，袅袅柔条，丝丝入水，河畔草地翠青”，真是景色宜人，“依依有江南之色”。

清张英有诗《三月十八日升山田子治具从高梁桥沿溪游近郊诸寺》对此描述道：“西郊晴日晓寒轻，卸隙蓝舆傍水行。”清姚文烈有《春游高梁桥》五言诗道：“春光非雨色，岸岸柳垂垂。游女纷车马，都人竞鼓旗。装红桥下影，尘白道傍枝。节序关心目，归软适所宜。”京城里的人们平日里驱车马，游高梁桥，甚至席地而坐，犹如今天人们野餐一样，喜气洋洋。高梁桥一带的游乐活动，还带动了各种经营，市井男女游览之余多在此消费，一时间高梁桥周围商贾纷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