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视每一个春天

本文转自：重庆晨报

□谭鑫

尽管参加工作多年，但我感觉内心的时差，依然摆动在校园。而如我这般在工作时代常怀念学生时代的人，在学生时代，未必有多么热爱念书。

这或许算是一种人性的叛逆吧。

从小学开始，我就不喜欢念书。这件事，同学知道、老师知道、村里的小伙伴也知道，就连学校小卖部的老板都知道……全世界，只对我妈一个人是秘密。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妈，也是我整个世界里唯一的“敌人”。

我妈有一句治“我”名言：“我不是你妈，山坡上的黄荆棍才是你妈，你也只服黄荆棍！”我妈不愧是我妈。

童年的我调皮捣蛋，母亲没少管教，但我对言语威慑这种东西天生免疫，每次都当是一场过堂风罢，起风时跟着唯唯诺诺，风停了依旧我行我素。除非母亲真被激怒，握着一根黄荆棍而来，我才会根据黄荆棍的粗细软硬，鉴别母亲的生气程度，预判是就地服软还是望风而逃……

其实，惨烈的现实中，只要这根象征惩戒的东西一出现，每次我都是就地服软，毕竟“坦白从宽”的诫言从小洗脑。

有一天，我“不喜欢念书”的事还是被我妈知道了。但那一次，我却意外，没尝到“黄荆棍炒肉”的滋味。

那是一个春天，“非典”正悄然流行，在校园里成为谈虎色变的话题。老师们天天叮嘱，只要家中有人从疫情高发地区回来，必须向学校报告。恰巧，班上就有一个同学，爸爸刚从某地打工回家，她便立刻把情况报告给老师，老师便当场给她放假半个月。

恰逢大伯从大庆回乡，经过同学的例子一“提点”，这么好的逃学机会，要不试试？

我便对数学老师如实汇报。“大庆？”老师眉头一蹙，我眉头一喜，开始盘算着该怎么收拾书包。没想到她却说：“这个城市不在防控地区中，莫开小差，好好上课吧！”此话一出，我的喜悦瞬间被冻结在眼神里。

但我最后还是成功了。时隔两天后，我重新编织这个话题。这次我取了个巧，改向班主任汇报，而且伯伯变成了姑姑，大庆换成了北京。

终于，我成功“挣”得十余天的假期。回到家中正是午后，母亲正在剥蚕豆，这个时间点看到我她显然很讶异，不断地刨根问底，我用当初对老师的那一套说辞，勉强应付过去。

吃过午饭，我正准备出去玩时，母亲叫住了我：“放下碗就跑，你准备去哪儿？”“出去……走走。”“读书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

也许是我的心理活动表现得过于雀跃，让心存疑虑的母亲发现了端倪：“我正缺帮手，那你今天哪儿也别去，就跟我一起，把这一堆蚕豆剥完吧。”

那天下午，我哪儿也没去成，任凭春天在眼前和心里百般挑逗。如今想来，知子莫过母。母亲没有拆穿我，或许是想让我对比一下读书和干活，究竟哪条路更苦。第二天，我跟随母亲回到校园。

其实严格说来，我并没有多热爱春天，无非是不喜欢被束缚。还好，熬过冬雪夜，总有春花开，春天或会迟到，但总不缺席。

即便从童年到青年，从校内到校外，我依旧没能“逃向”春天。但我知道生而为人，我们都难免会经历一些考验，也终将更珍视每一个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