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救灾措施、恢复性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古代是一个灾害发生频繁的国家，频繁发生的灾害所导致的影响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这些灾害不仅破坏了社会生产并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还成为社会动荡、社会生产力暂时倒退的根源之一，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控制力量。

因此，灾害与政z稳定、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国历代政权对此都极其关注灾害问题，绝大多数王朝都比较重视防灾、救灾工作，那些灾前的防御、灾时的赈恤和灾后的恢复工作，自然也就成为政权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灾害，历代亦有兴修水利、赈济、借贷、蠲缓钱粮、安辑流民等相应措施。

与前代相比，宋朝朝廷对灾荒救济的态度总体而言是积极主动的，也有着更强的救灾意识，也颁布过一些合理的救灾政策，实施过一些较为合适的救灾措施。

就南宋前期两浙地区而言，南宋小朝廷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保持这一区域的长期稳定，确保长治久安，他们也确实做过不少具体的防灾、救灾工作。

根据救灾措施实施的不同阶段，我们把它分为三种类型：即灾荒发生前的预防性措施、灾荒发生时的减灾性措施、灾荒发生后的恢复性措施。

古语有云：“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同样可以用在救荒措施上，“有国有家者，不患水旱等之天灾屡见，而患不预为之备”，因此积极的备荒防灾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具体说来，南宋前期预防性救灾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设仓积谷是防灾备荒的积极措施，以丰年之有余补歉年之不足，是中国古代备荒的常用方法，也是数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最基本的备荒救灾措施。

王德毅先生也说：“最好的备荒办法，莫过于广设仓廪”。

宋代统治者对仓储极为看重，为保证赈济和调粟的顺利进行，两宋均建立了较完善的仓储制度，对此前贤多有论述，给予积极的肯定。

如王德毅的评价是“宋代的仓储制度最为详密，而仓之名称亦有十多种”，如常平仓、义仓、社仓、丰储仓、惠民仓、广惠仓、平籴仓等。

其中常平仓、义仓和社仓并称为三大骨干仓储。

宋代的常平仓始置于宋太宗淳化三年，常平仓的规模是逐步发展扩大的，董煨说：“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盖非汉唐之所能及也”。

它在调济市场粮价，救济灾民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义仓乃专门为救荒储谷而设，其资本来自于特别课税。

宋代的义仓始设于太祖乾德元年三月，但其制度兴废无常。

哲宗绍圣元年四月，再次恢复义仓，除广南东西各路外，各地同时普遍设立，此后义仓便未废止，直到宋末。

在宋代救荒活动中，义仓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社会稳定、民生安泰做出了贡献。

常平仓和义仓又合称“常平义仓”。社仓又称乡仓，其性质有类于义仓，属民间仓储。

宋代的仓廪制度在救灾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大批灾民免于死亡，保存了劳动力，这对于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较为完备的备荒仓储制度，基本保证了灾害时粮食的供应，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建立仓储是必要的备灾之法，而兴修水利则是饵灾的治本之策。

《中国救荒史》云：“水患既弭，则农民可安于吠亩，而努力生产；所产既多，自有积蓄，即遇有亢早蝗雹等其他灾害，亦可免饥荒流离，不至受殃”。

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而河渠为甚急”，高宗谕大臣：“可使漕臣募夫浚治，因以接济饥民，则公私两利矣”。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发生的灾害以水旱灾害为甚，在经历了灾害打击之后，统治者极为重视防治工作。

兴修水利就是预防水旱灾害的一种有效途径，水利工程在防洪和灌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既可以防止水旱灾害的暴发，又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抑制水旱灾害的发生，还可与垦殖结合起来，扩大耕地面积。

南宋两浙地区因地制宜，广泛修筑、浚治各种水利设施。

淳熙元年，诏平江府守臣与许浦驻扎戚世明同措置开浚许浦港，三旬讫工。遇旱，即开西闸堰放水入泖湖，为一县之利。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灾害的发生对农业的影响非常大，要抗灾救灾，首先就要解决粮食问题，所以统治者历来重视农业生产。

数千年来农业都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因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也才能从根本上进行防灾抗灾。

因此重农政策是历代统治者必然奉行的国策。宋高宗称：“农者，天下之本”，宋孝宗称：“天下之本，在乎务农”。

南宋朝廷鼓励农桑，实行劝农制度，“自天子而下，无不以农为务”，“率劝民耕，天子劝农”。

如高宗亲耕亲稼“宫中亦养蚕两箔许，欲知民间蚕熟与否？闻祖宗时禁中有打麦殿，今后圃有水，朕亦令人引水灌畦种稻，不惟务农重榖”。

孝宗也笃意民事，劝课农桑，“宫中亲蚕，后苑种稼艺麦，以验岁功。间取民间茧麦观之，或茧薄穗短，则歉然为农妇不满。修圩浚渠，广劝种麦”。

为此，南宋前期两浙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劝课农桑的措施，发展生产。

首先，颁布劝农诏令，重视农业生产。

孝宗乾道六年二月，诏曰：“抑游手，务农桑。”淳熙六年五月，提举浙西常平茶盐颜师鲁奏：“设劝课之法，欲重农桑、广种植也。”这都是重农的善政。

其次，赏罚官吏。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为发展农业生产，使重农的各项法令政策能够落到实处，重视和加强对官员的管理。

依据官员劝课农桑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奖励和惩罚，以防止他们玩忽职守，疏于政务。

孝宗淳熙元年二月七日，中书门下省言：“州县所种二麦务要开广，比较当职官勤惰”。

淳熙八年五月，诏曰：“迁者得天之时，蚕麦既登，及命近甸取而视之，则穗短茧薄，非种植风厉之功有所未至欤？朕将稽勤惰而诏赏罚焉。”

最后，因地制宜，种植粮食作物，提高粮食产量。

农业是以土地为主要劳动对象的生产部门，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较强。

特别是古代农业，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更强。

在南宋前期，统治者大力推行复种制，尤其是稻麦两熟制。孝宗时期，是大力推广种麦和推行稻麦复种的关键时期。

重视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赈济之根本，也是设仓积谷之前提。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灾害频繁。每一次灾害发生，都会造成农业歉收，经济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甚至造成社会动荡。

高宗孝宗两朝为巩固政权，当百姓遭受灾害后，常常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以解燃眉之急。

朱熹更是认为救荒之要、贵在及时，因此灾荒发生时的应急性措施对于灾民来说就显的尤为重要。

赈济是指灾后以粮食、钱款或实物等方式救济灾民的办法，此法是历代用得最多也是最流行的一种灾时救济措施。

宋代赈济措施主要有赈粮、赈物、施粥、工赈等。

赈粮。

粮食赈济是赈济灾民比较常见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主要是在灾荒时给民谷物，让灾民得以生存下去。

如：建炎三年，出米十万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损直以粜，济东北流寓之人；绍兴六年十二月，行都大火，燔民庐万余家，人有灼死者。

时上以刘豫入寇亲征，都民之暴露者多冻死，令留守秦桧发户部米以赈；乾道九年秋，台州饥，发江西米数万石以赈；

淳熙七年，镇江府、台州、无为广德军民大饥，令出常平米赈之；淳熙十四年八月辛未，赐度牒一百道、米四万五千石，备振绍兴府饥。粮食赈济对救助灾民起了很大作用。

赈物。

在古代社会，虽然粮食赈济是主要形式，但有时也用其他物品赈济，比如薪炭、钱币等。

孝宗隆兴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内帑银两四十万两，变籴以济民；淳熙九年六月丁已，给临安府贫民棺瘗钱。

宋朝廷还用内藏库所藏以行赈济，规定内藏库的财赋“蓄积以待非常之用，水旱灾伤赈济则用之”。

内藏库是皇帝亲自掌管的理财机构，号称“天子之别库”。赈物的实行，有利于灾民维持日常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灾民因无法生存而流离失所。

施粥。

施粥即设粥锅为灾民放粥，煮粥给与灾民，是灾后实行的一种紧急救助措施，也是最直接的救助措施，目的是暂时缓和灾民的饥饿状况。

在南宋前期两浙地区，一旦灾情发生，灾民生活困难的时候，朝廷会在各地设置粥场，对饥民进行救助。

施粥的规模和时间，依据灾情的具体情况而定。孝宗乾道元年，浙西灾伤，当时临安府“于近城寺院一十二处煮粥给散养济”。

附近饥民得到消息，络绎而来，绍兴府“于城南天禹寺、城西道士庄添置两场，随所大小均定人数，并约定时辰煮粥给散”。

“如人数稍多更令添场”，“饥民聚于城外而就粥者不下数万人”；淳熙八年十一月已亥，振临安府及严州饥民。

淳熙十四年二月八日，浙西提举罗点言：“本路州县疫气大作，居民转染，多是全家病患，病患阙食之家，亦已措置粥食接济”。

施粥是一种临时性救灾方式，却也是最简单最有用的措施，能够满足灾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防止灾民因灾生变，因此深受朝廷的重视。

工赈。

工赈即现在的以工代赈的雏形，它是宋朝灾害救助的方式之一。

当灾害发生后，面对这些无路可走的灾民，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广泛兴修工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来赈济饥荒。

以工代赈是有偿赈济，选择灾情最重的地方，开工施赈，让饥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从而间接地帮助饥民度过灾荒。

这样既保证了灾民的生活需要，又加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还防止了流民的产生，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

南宋前期两浙地区推行以工代赈，鼓励兴修水利工程，这样的事例于史书多有记载。

总之，以工代赈的赈灾手段，使朝廷既兴修了兴国富民的各种工程，又利用了民间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朝廷的耗资成本，还救民于水火，稳定了社会。

是一项既利国又利民的万全之策，得到了宋朝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肯定和推动。

军赈。

即灾荒年间，朝廷招募无家可归的灾民充当兵员，也称作荒年募兵，亦属于间接性的赈济方式，同时也是宋朝灾荒年间救助灾民的重要措施之一。

南宋时，沿袭北宋的募兵政策，继续在灾荒时期进行募兵。募民为兵在解决灾民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招募大量灾民加入军队，虽然增加了军队的数量，但是由于灾民素质良莠不齐，因此，军队的战斗力并不高，形成冗兵现象。

与此同时，军费开支激增，财政压力增大，如此也加重了国家与人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