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唐朝著名史学家——李 延 寿

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李延，寿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隋书》中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人物生平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字遐龄，唐代相州人，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又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以十六年功夫，独立修成《南史》和《北史》，《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

其父李大师是一位有志于编著南北朝史的学者，但著述之事仅仅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即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去世了。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台史主簿，兼直国史，累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没做过高官，倾其毕生精力从事于官修和私修史书的编撰。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大臣组织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陈，隋六代史。魏征主修其中的《隋书》，年轻的李延，寿和其他一些知名学者参加了该书的修撰。贞观五年(631年)，母亲又接着去世，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回家守丧。服阕，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内)去做官。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搜集的一些史料进行初步的编排。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延，寿调回北京长安任太子典膳丞。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他再次进入史馆。当时，五代史早已在贞观十年(636年)写成。但这部史书只有纪、传，而无志书，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以前，史家所撰晋史多达20种左右，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也往往失实，唐太宗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的共有21人，李延，寿是其中之一。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晋书》即重修告成。李延，寿除前后3次参加修撰前朝史外，还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参与撰成当朝国史80卷。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3部史书，即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的《南史》80卷和《北史》100卷，以及最后撰成的《太宗政典》30卷(已佚)。《太宗政典》写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调露年间，唐高宗读了《太宗政典》，“叹美久之”，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并命人抄写了两部，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

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这里说的16年，是从他贞观十七年(643年)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开始时间的。其实，在此很久以前，亦即从贞观三年参加修撰《隋书》时，他就开始了“二史”编撰的准备工作。那时，他利用“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为将来编撰“二史”积累资料。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李延，寿的“二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他并未拘限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1000多卷，正如他自己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对于八代史书，他采取“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其烦冗者，即削去之”。他删削的“烦冗者”，主要是一些诏书和表文，而史实部分则尽量保留，这就使“二史”比“八书”简约多了。《南史》和《北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